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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新数据，2016年，中国的全球货物出口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为13.15％，稳居世界第一，高于第二名美国4.03个百分点，这反映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但是，尽管总量上稳居世界第一，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低于美国28.68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81个百分点（2015年），比较之后才发现差距。在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总量的极不匹配，必将影响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可见未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变化将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与国际比肩，二是进一步提出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不论如何都是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视角下进行比较，未来全球经济的竞争会愈发激烈。
尽管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福祉，但是金融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缓慢，他们将此归因于全球化的弊端，最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还出台了《减税与就业法案》，想通过减税的财税政策来进一步刺激本国企业的发展，增加本国就业率，吸引国外本国企业回迁本土。该法案主要是基于减少企业成本的角度来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未来财税政策将如何调整以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而达到十九大有关产业升级目标的设定呢？本研究将分别从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的视角出发，评估已有的财税改革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为下一步财税政策调整提供借鉴。
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产业升级包含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产业升级，研究财税政策对两大市场的产业升级效果，面临以下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如何衡量产业升级，其次，如何科学的识别财税政策的效果，最后，根据已有财税政策的研究，下一步财税政策如何调整才符合十九大有关产业升级的构想。
关于产业升级指标的选取问题，本文主要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针对国内产业升级的界定，我们主要是借鉴已有比较成熟的界定方法，以企业的研发强度、TFP或者增加值来衡量企业产业升级的指标;第二类是针对出口企业产业升级的界定，我们结合十九大报告的论述，从价值链的视角出发，将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率(DVAR)作为衡量产业升级的另一指标。关于识别策略问题，本文综合采用2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断点回归法(RD)和双重差分法(DID)来克服模型本身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确保估计系数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在综合解决上述问题后，针对国内企业和出口企业得出如下的研究结论:关于财税政策对国内企业的产业升级方面，本研究发现，财政补贴的政府支出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研发强度，对私有企业的影响更加显著，不仅如此，财政补贴还促进了企业TFP的提升，也是对私有企业的效果更加明显;因征管机构不同造成实际税负的差异，这对实际税负高的企业的增加值造成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反过来也可以说，减税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增加值，促进了产业升级。关于财税政策对出口企业产业升级的影响，本研究同时发现，以提高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教育财政支出会显著提升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率(DVAR)，分企业性质来看，对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大;增值税转型改革引起的企业税负的减少显著的促进了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率(D VAR)的提升，分贸易方式来看，与一般贸易企业相比，加工贸易企业在增值税转型改革后对DAVR的影响最大，混合贸易企业次之，分企业性质来看，对外资和港澳台企业的影响最大;财税政策对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机制本质都是一样的，财税改革后，企业的成本降低，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引起国内产品对国外产品的替代，这是财税改革促进DVAR提升的内在机制。
根据本研究的结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针对两种企业的产业升级政策:
第一，从国内企业来看，企业的财政补贴对公有企业（国有和集体）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公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主导力量，财政资金的扶持对自身效率的提升还存在很大的空间，未来政府对于企业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有待提高，尤其是在垄断性程度更高的国有企业方面，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有待大幅提高;减税对企业增加值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大幅减税后对全球经济势必造成很大的冲击，将会带动全球新一轮的减税风波，但是税负的降低需要结合自身国家的实际情况，低税负会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税基扩大若不能够弥补因税率下降引起税收收入的损失将不利于经济的稳定运行，因此，减税需要掌握在合理区间。
第二，从出口企业来看，提高人力资本供给质量和数量的财政支出对出口企业的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财政资金的配置应向具有内生增长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倾斜，这样能够提升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上更具有核心竞争力。减税能够降低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进而引起国内产品对国外中间投入的替代，促进了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随着新一轮全球减税浪潮的推进，税收竞争势必成为未来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总结以往减税的经验教训，评估减税的经济效应，对未来财税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尽管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福祉，但是金融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缓慢，他们将此归因于全球化的弊端，最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还出台了《减税与就业法案》，想通过减税的财税政策来进一步刺激本国企业的发展，增加本国就业率，吸引国外本国企业回迁本土。该法案主要是基于减少企业成本的角度来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未来财税政策将如何调整以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而达到十九大有关产业升级目标的设定呢？本研究将分别从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的视角出发，评估已有的财税改革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为下一步财税政策调整提供借鉴。
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产业升级包含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产业升级，研究财税政策对两大市场的产业升级效果，面临以下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如何衡量产业升级，其次，如何科学的识别财税政策的效果，最后，根据已有财税政策的研究，下一步财税政策如何调整才符合十九大有关产业升级的构想。
关于产业升级指标的选取问题，本文主要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针对国内产业升级的界定，我们主要是借鉴已有比较成熟的界定方法，以企业的研发强度、TFP或者增加值来衡量企业产业升级的指标;第二类是针对出口企业产业升级的界定，我们结合十九大报告的论述，从价值链的视角出发，将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率(DVAR)作为衡量产业升级的另一指标。关于识别策略问题，本文综合采用2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断点回归法(RD)和双重差分法(DID)来克服模型本身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确保估计系数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在综合解决上述问题后，针对国内企业和出口企业得出如下的研究结论:关于财税政策对国内企业的产业升级方面，本研究发现，财政补贴的政府支出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研发强度，对私有企业的影响更加显著，不仅如此，财政补贴还促进了企业TFP的提升，也是对私有企业的效果更加明显;因征管机构不同造成实际税负的差异，这对实际税负高的企业的增加值造成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反过来也可以说，减税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增加值，促进了产业升级。关于财税政策对出口企业产业升级的影响，本研究同时发现，以提高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教育财政支出会显著提升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率(DVAR)，分企业性质来看，对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大;增值税转型改革引起的企业税负的减少显著的促进了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率(D VAR)的提升，分贸易方式来看，与一般贸易企业相比，加工贸易企业在增值税转型改革后对DAVR的影响最大，混合贸易企业次之，分企业性质来看，对外资和港澳台企业的影响最大;财税政策对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机制本质都是一样的，财税改革后，企业的成本降低，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引起国内产品对国外产品的替代，这是财税改革促进DVAR提升的内在机制。
根据本研究的结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针对两种企业的产业升级政策:
第一，从国内企业来看，企业的财政补贴对公有企业（国有和集体）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公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主导力量，财政资金的扶持对自身效率的提升还存在很大的空间，未来政府对于企业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有待提高，尤其是在垄断性程度更高的国有企业方面，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有待大幅提高;减税对企业增加值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大幅减税后对全球经济势必造成很大的冲击，将会带动全球新一轮的减税风波，但是税负的降低需要结合自身国家的实际情况，低税负会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税基扩大若不能够弥补因税率下降引起税收收入的损失将不利于经济的稳定运行，因此，减税需要掌握在合理区间。
第二，从出口企业来看，提高人力资本供给质量和数量的财政支出对出口企业的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财政资金的配置应向具有内生增长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倾斜，这样能够提升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上更具有核心竞争力。减税能够降低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进而引起国内产品对国外中间投入的替代，促进了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随着新一轮全球减税浪潮的推进，税收竞争势必成为未来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总结以往减税的经验教训，评估减税的经济效应，对未来财税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