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常与政治相关联,其发展还受到学者、社会的影响。在中国生物科学界中,米丘林学说进入中国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典型案例。米丘林学说进入中国后,因其苏联背景、唯物主义、实用色彩等特质而受到解放区农林干部推崇,与民国时进入中国的孟德尔学说展开竞逐,最终在政治权力介入下米丘林学说取得生物学界的“正统”地位,进入发展鼎盛阶段,此后在政治变化、学人坚守、国际形势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米丘林学说逐渐式微。本文通过考察1940年至1966年米丘林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进而探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者在学术与政治的张力中做出的不同抉择以及知识人对学术的坚守。米丘林学说由苏联传入中国,最初受众不多且发展缓慢,后因实用色彩浓厚,在解放区农林干部的宣传中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米丘林学说更因与中共意识形态中的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等理论相契合而迅速发展,各高校积极开展米丘林学说的学习运动。在乐天宇的领导下,北京农业大学成为学习米丘林学说的先锋,率先发起对孟德尔学说的冲击。坚守学术立场、支持孟德尔学说的李景均无奈之下出走香港,随着李景均事件的发酵,政治权力介入,在对乐天宇的个人作风的批判中,中共中央确立米丘林学说为生物学的正确发展方向,奠定米丘林学在中国遗传学界“一家独霸”的地位,进入发展鼎盛时期。面对米丘林学说的“政治正确”,生物学者在学术与政治间各有抉择。部分学者如余先觉、谈家桢、高沛之等对学术立场或明或暗的坚守和对国际生物学界最新进展的学习,米丘林学说在各大学中并未真正实现“独霸”。在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中,米丘林学说的不合理性、伪科学性逐渐显露,而后在国际生物科学发展及国内政策的影响下,米丘林学说逐渐式微。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权力的纠偏下,中国遗传学界在学术争鸣中对米丘林学说进行批评,米丘林学说地位发生变化。但在反右运动中米丘林学说又有所回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米丘林学说并未因其苏联背景而在中国遗传学界消失,反而在学者的学术坚守中“为我所用”,与孟德尔学说并存,共同促进中国遗传学界的发展,与同时期内苏联科学界米丘林学说再次“一家独霸”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米丘林学说在中国的命运变化,与政治变化、学人抉择密切相关。政治介入学术的尺度、学者在政治与学术张力间的抉择、真正的“知识人”对学术立场的坚守,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深刻影响着学术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