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相互分离，信息不对称产生了股东与管理层间的代理成本问题，再加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存在，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且在货币薪酬不能满足其需求时会选择过度的在职消费。高管是公司经营战略的实施者，如何有效地激励高管努力，如何严格地约束高管的行为，是公司治理经久不衰的重要问题。近来，国资委、财政部和审计署等部委对在职消费进行了制度上的规范。2013年4月国资委对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作出报告，报告指出加强国有企业薪酬管理，规范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包括《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等在内的6份文件，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改革颇有成效，但也存在着薪酬结构不尽合理、监管体制不够健全等问题。会议强调应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和业务支出，必须坚决根除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在职消费一直以来就作为激励方式以激励高管为所有者谋福利、作贡献，然而这种隐性的薪酬方式往往存在过度使用的问题。　　上市公司面临着两类代理关系问题，一方面是股权相对分散情况下经营者与所有者利益不一致产生的代理关系;另一方面是股权相对集中情况下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利益不一致产生的代理关系，关键问题其实是具有一定权力强度的高管或控股股东权力过大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运用权力寻租损害公司利益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所致。面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缺陷，机构投资者是采取消极面对还是积极参与治理，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我国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较多，国有上市公司“所有者缺位”和“一股独大”的局面容易造成管理层权力过大，出现内部人控制。当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高时，控股股东监管企业管理层、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控制董事会。研究大股东持股与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关系有助于了解大股东持股的治理效率和内在机理。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特殊情况，机构投资者能否对大股东和高管的自利行为有效抑制，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如果能，股权性质的不同是否会引起机构投资者积极治理作用的差异化？我国上市公司将巨额的利润留存而采取零股利发放政策，在企业正常的投资项目和储备资金以外形成大量的自由现金流，管理层运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自我消费的可能性不断上升。伴随着对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在职消费问题有效地与公司治理结构、现金流、股权结构和股东财富等关系加以勾连。随着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不再采用“华尔街规则”保护资本，而是积极采用“用手投票”参与和改进公司治理。面对高管攫取自由现金流为其谋利的行为，机构投资者的抑制和监督作用能否有效，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从机构投资者和自由现金流两方面对高管在职消费问题进行研究，验证机构投资者、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并对机构投资者对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的关系是促进还是抑制进行探索。　　本文研究发现:(1)大股东持股与高管的在职消费水平呈现一种“U”型的曲线关系，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持股比例增加将激励大股东监督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而当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大股东很可能与管理者合谋，大股东控制下的管理者通过过度的在职消费为大股东攫取私人收益;(2)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显著影响，持股比例越高，高管的在职消费水平将会越低，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3)过高的自由现金流水平会导致过度在职消费，但随着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增加，在职消费水平会降低。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不仅研究大股东持股对高管在职消费水平的影响，还对比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是否有监督效用，为我国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股权结构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情况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补充;从在职消费的角度研究了机构投资者与自由现金流的交互影响，丰富了备受争议的在职消费问题的研究;本文以在职消费问题为视角，发现不同的产权性质下不同股东角色的作用程度有显著差别，深化了在职消费的研究，也为异质公司寻找有效的治理方案提供了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