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生活于文、景、武帝三代。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政治趋于成熟，学术思想从汉初的较为自由开放而独尊于儒术。在儒家之道与现实政治权势的结合中，董仲舒部分地坚持了道与势的统一性，他以儒家之道论证大一统皇权专制政治的合理性；他更多地坚持了道与势的对立性，他以儒家之道批评现实的社会政治，更多地保持了儒家之道的独立性及其自主的人格。 董仲舒传承《公羊传》，但他不是一位传经之儒。他通过对《春秋》和《公羊传》的诠释，以建构其思想体系并为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政治建立理论根据。因此，他诠释《春秋》经传表现了相当强的主观性、时代性。他诠释《春秋》经传的根据有二。(一)“以《春秋》当新王”。《春秋》蕴含了王道大义，《春秋》为汉立法，故必须诠释《春秋》。(二)《春秋》之辞的字面义与《春秋》之义相分离，即“间距化”，因而不能通过《春秋》之辞的字面义把握《春秋》之义。这揭示了《春秋》“微言大义”的基本特征，构成了诠释《春秋》的重要根据。“间距化”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又为董仲舒发挥其主观思想留下相当大的空间。“间距化”不是一种消极的因素，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和生产性要素。它决定了董仲舒“推见至隐”、“见其指者，不任其辞”、“原心贵志”等解释方法，表现了《春秋》文本意义常释常新的开放性和多元性。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以阴阳五行为立论的根据。天道任阳不任阴，阳尊阴卑，阳贵阴贱，阳善阴恶。君父夫为阳、尊、贵、善，臣子妇为阴、卑、贱、恶。天有“木火土金水”之五行，人有“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五行配五常，天人一也。以阴阳论人性，表现了董仲舒人性论的特征。董仲舒认为，性未全善，性有善质。这为他的教化万民思想建立人性和天道的根据。德治是董仲舒对汉代社会政治的永恒期待。统治者要以德善化民，通过仁义礼乐的教化，觉醒万民内在的德性，以实现内在德性和外在德行的合一。 董仲舒建构了天的思想体系。董仲舒之天是人格神之天与自然之天的统一。人格神之天有意志和目的，自然之天无意志和目的。人格神之天支配自然之天，自然之天表现了人格神之天的意志和目的(无内在目的而有外在目的)。人格神之天具有道德理性，为人格神之天支配的自然之天也具有道德理性。道德理性是人格神之天与自然之天具有的本质特性。董仲舒建构天之哲学的根本目的是为儒家之道(人道)建立天的神圣根据，从而保证儒家之道的实现。董仲舒认为，天人同类相应。天人同类相应是董仲舒天的哲学的基本原则。首先，天人同类相应，则天人互相感应。他建立了受命之符、符瑞和灾异的理论。其次，天人同类相应，则天人同类相推。因此，天道类推到人道，天道成为人道的终极根据。董仲舒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五行，阴阳五行之天道是人道的根据。他以阴阳之天道解释人道之三纲、大一统、刑德、经权、人性、中和，以五行之天道解释人道之忠孝、五常、五官、五事。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大系统。 董仲舒“《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经典解释理论对文学文本的诠释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为文学文本思想的开放性、多元性提供了经典的根据。通过董仲舒的诠释，《春秋》具有微言大义的特征。文学作品须宗经。《春秋》的微言大义是文学作品“辞约而旨丰”的经典根据。《春秋》之微言、隐讳的书法也成为史学、文学创作和评价的范式。董仲舒天人同类相应的思想为天人情绪、道德的合一建立了理论的根据。他的法天道、《春秋》之道的基本原则是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思想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