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以来,译者主体性逐渐为中国翻译界高度关注,先后有不同理论对译者主体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本文依据勒菲弗尔操纵论,对比分析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两个中译本,探究在操纵论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问题及译者在《一九八四》与同类作品的评估和翻译策略的问题。翻译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1944-1996),其操纵论主要体现在勒氏的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中。勒菲弗尔认为,一切翻译都是改写(rewriting),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改写受以下三个方面限制: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意识形态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一种框架体系,由规范我们行为的模式、信仰及惯例等组成。诗学主要由两方面组成:一是文学技巧、主题和人物原型等;二是文学本身在社会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赞助人可以是宗教团体、个人、出版社以及报纸杂志等传媒。作为整个翻译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译者必然会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译者或意识形态通过改写来操纵文学,改写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在某个特定的社会体系中产生影响。作者以勒菲弗尔提出的影响翻译的文化三要素来重新审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重点分析这三种因素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译者及其翻译过程产生的影响。本文选取董乐山和孙仲旭翻译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作品《一九八四》的两个中译本,进行描述性比较研究,分析两位译者在翻译中主体性的发挥。董乐山和孙仲旭两位译者的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得:第一,在原作选择和评估上。董身处在的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他自己有一种历史使命感,选择这部小说作为译本,旨在唤醒当时年轻人为国奉献的精神;身处当代的年轻译者孙仲旭,选择此作品主要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第二,在翻译过程中,主要表现在词语选择上。董所处的20世纪60年代,政治环境紧张,但其在翻译禁忌语时,仍忠实于原文,并没有删减或改译;孙在翻译同一原文时,也表现出于忠实原文含义,并没有过分修辞。在翻译策略使用上,董倾向使用方言和四字成语,而孙倾向于对照原文选择性地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虽然两位译者身处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他们在翻译中均体现出了自身的译者主体性,并没有完全被文化因素所操纵。研究结论认为,在勒菲弗尔操纵论视域下,译者主体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操纵,但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并非完全受制于原文;不可将所有翻译中的改写都归为文化操纵的结果,而忽视译者主体性及其他客观因素的作用;因而文学作品主观性强的特点导致了对于译者主体性及操纵论的误用现象,因而翻译界学者须加强分辨能力;研究结果有利于避免操纵论和译者主体性的误解与误用现象,对《一九八四》及同类虚构类文学小说的翻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