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思想是儒家政治体认的固有模式，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通过对其内在逻辑的梳理，我们可以对传统儒家的这种政治观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德治思想可谓源远流长。西周就对德和政的关系有了深入的认识，经过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了内容上丰富、逻辑上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简单的说，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拥有良好道德品质的治者，依据自身优良的道德品质治理国家，以引导民众的良善，达到社会整体的秩序与和谐。先秦儒家的这种德治思想表达了儒家对政治的深刻理解，但是这种以伦理道德为独特角度来理解和规定政治生活，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和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形成过程紧密相关的。先秦儒家在构建德治思想的体系之前有两个历史条件的前提：一是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中，以血缘伦理为特征的家庭所有制所处的独特地位；二是在早期的道德观念形成过程中，系统的神话即“荷马前提”的缺失。这两个独特的历史条件共同构成了德治思想产生的客观基础，为先秦儒家以不同于古希腊思想家的方式来体认道德和政治的本质及关系印上了不可抹去的特质。围绕“德治何以可能”这一核心问题，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德治思想的认识不断深入，德治思想内在的逻辑体系也不断严密、完整。孔子首先提出并确立了“德治”的传统，为德治思想建立了基本的<WP=41>逻辑框架，孟、荀在德治思想上虽有较大的突破，但基本上是在继承孔子德治主体结构前提下的发展。孔子的德治思想体系是以人的等级差异为逻辑起点展开的。圣人和一般民众在道德承诺上有着巨大差别，圣人因为先天的道德优势，由它且只能由它才能承担起道德提升和道德秩序建构的责任。对于一般民众要想过上道德的生活，由于缺乏先天的道德资源，必须通过后天的道德提升和道德统治。从而构成了德治可能的内在逻辑。因此，把道德感化就成为根本的治国之道。但孔子的德治思想体系并非是完美的，它存在着逻辑缺陷。孟子和荀子试图从人性的角度来解决孔子德治思想内在的逻辑缺陷，努力证明了一个核心问题——人性有趋善的可能，回答了一般民众善从何来的问题。孟、荀的人性论不仅在逻辑上弥补了孔子德治思想的逻辑缺陷，二人更是以此为逻辑起点，以两种不同的路径使德治思想进入了新的发展境界。孟子重视自身道德的修养，系统提出了王道思想。荀子的理路与孟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舍内求外，高度强调了外在规范的意义，开辟了一条崇尚外在权威的“外在超越”的思维路向。但二者都没有超出孔子德治思想的逻辑框架。但先秦儒家所建构的德治逻辑并非周延的，由于在根本问题上并没有作出有效的解决，注定在其思想中存在着潜在的逻辑悖论，从而决定了先秦儒家在根本价值理念上的独特选择。以圣人或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的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体系所根本阐扬的是不平等的价值，并且，德权威始终没有转化为制度权威，儒家把社会政治秩序的实现转向了人。把优良政治生活的构建完全寄托于圣人君王身上，而忽视了制度的安排，势必使人治成为德治思想必然的发展路向，这也是德治思想内在逻辑展开的最终归宿。先秦儒家确立的德治思想，基本上为后世儒家所继承，使德治思想<WP=42>成为我国古代思想家对政治体认的固有模式。两宋理学家利用形而上的天理观，对德治思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理学家形而上思维的发展不但没有为现代价值理念打开通途，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德治思想中不平等的价值与人治的理念。现代的政治价值与政治体认未曾在中国的思想境域中产生，与被打碎了的古希腊伦理政治一样，先秦儒家确定的德治理论与现代的政治体认、政治安排有很大的不同。并且，德治思想的政治价值理念与政治安排，在根本上是与现代政治的价值要求相冲突的，又因为这种传统政治哲学在逻辑上无法解决的矛盾以及在现实操作上难以克服的缺陷，注定是不会通向现代政治的。新儒家新外王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完成从传统政治哲学到现代政治哲学的融合与贯通，而越发的在逻辑上展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冲突。我们要走出先秦德治思想中的政治困境，就要改变旧有的政治体认和政治安排，加强现代公共生活的建构，加强法制建设。但是，政治安排并非政治哲学认识的终点，并不能以此来评介传统政治哲学的价值意义所在。我们认为先秦德治思想所呈现的政治哲学的价值意义仍是深邃和深远的，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以道德、道义作为品分好与不好的政治的价值原则，应该是合理的，表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政治生活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