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部署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来,我国政府在医药行业先后出台了多项惠民改革政策和措施。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开展得如火如荼,推动制药工业不断发展进步,使仿制药的安全性得到大大的提升。从公立医院到其他医疗机构逐步推广的“两票制”极大地压缩了从制药厂到医药消费端中间的流通环节,提高了医药资源的流通效率,在公立医院药品零加成以及带量采购等措施的配合下,医药用品价格有了较为明显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看病难、看病贵”的窘境。从医药供给侧看,医药流通环节的减少意味着医药商业行业变得愈加集中,行业竞争也进一步加剧。医药流通环节的减少要求医药商业企业打通制药厂到消费端的配送通道,加速建立信息化、标准化的高效率“物流”平台。医药流通行业发生着巨大的结构性调整,众多中小企业积极寻求全国性或地方性大型医药流通企业合并重组的机会,行业竞争格局调整不断加快。为了顺应行业发展趋势,上市公司海王生物近三年采用盈利能力支付进行了大规模收购活动。海王生物2018年年报显示对5家公司的盈利能力支付计划待付股权款25,803.95万元转入当期损益,对其当期盈余产生了重大影响,存在盈余管理的嫌疑。目前为止,这一现象仍只见诸于有关新闻报道或社会评论,尚未有相关文献对此加以分析研究。本文以海王生物为研究案例,从盈余管理视角对盈利能力支付计划的运用展开分析,选题上较为新颖;在盈余管理和盈利能力支付计划的话题下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同时,通过对标的企业未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海王生物将待付的股权转让款转入损益是否合理等问题的探讨,本文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可为盈利能力支付计划的推广和监管提供参考,具有较强的实际意义。本文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不完全契约理论为理论基础,在广泛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盈利能力支付计划的功能作用以及其潜在盈余管理空间进行研究;并以海王生物为研究案例,对实际并购事件中并购方采用盈利能力支付计划的动因和借助盈利能力支付计划实现盈余管理的路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盈利能力支付计划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业绩考察期间对标的企业控制权归属不明确以及考核业绩难以保证公平和独立的问题,盈利能力支付计划的或有延期支付为并购方提供了盈余管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