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作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之一,在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占据着基石地位。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人类似乎不再需要核武器来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核裁军工作尚未彻底完成,核武器对人类的潜在威胁而不容忽视。因此,新时代下《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维和作用愈发凸显。目前,还有五个联合国会员国游离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外,包括印度在内的四个国家中却早已研制出自身核武器,成为世界四大核门槛国家。印度于1998年5月相继进行五次地下核试验,正式进入拥核国家行列。近年来,印度一直在努力突破核供应国集团（NSG）机制,频频挑战《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些行为在2019年美国与俄罗斯《中导条约》失效后尤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基于此背景,本文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出发,通过逐一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展开对印度核问题的国际法研究:第一,印度是否构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非法拥核;第二,印度是否能享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的核国家待遇;第三,印度试图突破NSG机制是否构成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挑战。首先,印度构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的非法拥核。基于文本分析,构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的合法拥核需要同时满足行为要件与时间要件。行为要件是指成功制造并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时间要件要求上述行为应当发生于1976年1月1日之前。印度核试验发生于1998年,致使其仅满足行为要件而不符合时间要件。因此,可以判断印度不能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的“有核武器国家”。不仅如此,安理会通过发布决议更是核可了印度的非法拥核地位,印度拥核也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违背。其次,印度不能享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的核国家待遇。核国家待遇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一项重要权利并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包括和平利用核能权利与涉外核交易与发展权利。某国意欲享受该条约下的核国家待遇,则需要同时满足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是指该国具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身份;实质要件是指有核武器国家需履行积极核裁军义务以及无核武器国家坚持核不扩散。印度不仅尚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且作为条约下的无核武器国家却坚持研制核武器,既不满足形式要件也不符合实质要件,因此不得享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的核国家待遇。最后,印度突破核供应国集团机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形成挑战。不论核供应国集团的成立目的抑或国际文件,均表明核供应国集团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法律基础,核供应国集团是条约下核国家待遇的具体体现。基于前述分析,印度并不具备享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核国家待遇的资格,从而无权在核供应国集团框架下同各参与国进行核材料与核技术交易。然而,印度自20世纪以来屡次得到其他国家的核援助,获得其本无权享受的核国家待遇,这显然是对NSG机制的突破,构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挑战,不仅打破了条约的内在机制,还动摇了其核不扩散基石地位。对于上述印度核问题,中国不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抑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的有核武器国家,均有责任和义务给予高度重视。本文建议,中国持有以下立场予以应对:首先,坚决否认印度具有合法核国家地位,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性、普遍性和有效性;其次,坚决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最后,坚定印度“两步走”战略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立场,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应首先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国际上,各国更应当齐心协力积极应对印度核问题。本文提出,可从以下三方面考虑该国际方案:其一,完善核供应国集团的现有运行机制,明确核供应国集团与《条约》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同时建议强化协商一致原则;其二,通过安理会发布决议或签署条约的方式制定对印度的核禁运政策,从现实需求上约束印度的核行为;其三,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框架下推动四大核门槛国家签署新的附加议定书,最终解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普遍效力不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