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诗歌实践具有较为丰富的历史向度，但学界对抗战诗歌的评价却历来不高。已有研究在注重流派与大家的研究模式下，将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七月派”、抗战后期逐渐形成的“中国新诗派”以及艾青、戴望舒等大诗人身上，对更多的诗人与更丰富的创作视野则关注不足。即使重新发现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诗人与诗作，一旦置于“新诗现代化”或“中国式现代主义”的既有理论框架之中，也易于剥离内涵于他们的创作实践的独特而丰富的时代命题与历史细节。　　 本文拟选取一个活跃在战时广州、香港、桂林三地，以鸥外鸥、胡明树、柳木下为代表的小诗人群落--“广州少壮诗人群”作为考察对象，以“反抒情”话语为中心，展示由这一群体诗人的生平交游、诗坛论争、写作实践所共同构成的诗歌生态，进而探讨诗人们是如何在理想写作与国民责任间做出调试平衡，如何让诗歌灵肉合一地运行在文本内外，希冀在“诗歌抒情及主体选择”的视野中，尝试一种把诗学与时代、文本与生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第一部分主要从纵的时间线索出发，在描述同人战前诗歌写作与活动的基础上，对其诗学观念的形成与变迁及其诗坛位置做出分析。第二部分则从抗战初期一场关于“抒情的放逐”的论争入手，引出同人所谓造型的、综合的、明朗的“反抒情”诗学观念，在西方与中国新诗的理论谱系下展开深入探讨，并结合诗歌文本的解读，进一步阐释其观念及创作之间的裂隙。第三部分则从诗歌抒情问题过渡到同人的主体认同问题。在抗战诗坛，不同的诗歌抒情方式往往标识出不同的主体确认。在与其他大众化诗人共同分享“诗歌工作者”的部分逻辑的同时，少壮诗人们还承担着诸如“诗选手”、“诗工人”、“诗的战斗兵”这样一些有差异的身份认同。结合诗人自述与当时诗坛的批评，本文最后力图展示诗学与时代之间的一种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