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监管于中世纪在法国出现,路易十四时代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式的警务管理体系,大革命荡涤了旧制度以来的诸多制度,警务体系也经历了相应的变革与重组。旧制度与大革命时期的警察制度为拿破仑的警察体系奠定了基础,拿破仑统治下的警察作为国家强制机器是维持其权威的支柱之一,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局面、警务部长富歇的机会主义特点和功利主义倾向使得拿破仑在分而治之理念的指导下,通过管制和操纵、制约和平衡在最终实现了警务内部权力均衡化的同时又进一步将警察权力收归中央。措辞严谨的警务立法建构起了警务运作的大致框架,为了确保拿破仑自身的权威,警察权力被分配给了不同的部门,警务部统领全国警务、战争部管辖的帝国宪兵负责农村地区的治安维护,城市治安则由内政部下属的警察专员管理;与此同时宫殿元帅杜洛克、军事情报局局长萨瓦里也有一定的警察权力。以分而治之、制约平衡为特点的警察制度确实加强了拿破仑的权力,对立官僚机构的设置、警务职权的刻意混淆、微妙复杂的行政隶属都构成了内部的掣肘,但部长的抵抗政策与不稳定的政治归属弱化了之前的种种限制。牺牲警务效率允许帝国内部警务纷争存在以此打压富歇的措施也因为部长的抵抗而收效甚微,裁撤部门和罢黜部长是拿破仑就警务问题而言更看重忠诚而非效率的体现。拿破仑的警制风格同第一帝国内政治制度中体现的个人集权化和军事化特点相契合,宪兵在帝国征战的过程中被广泛安插在所到之处,带有明显军事和集权色彩的大陆型警察体系在除英国以外的欧陆国家内扎根,随着时间的推进,警察力量作为一种现代管理模式,在国家现代化与社会治理体系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