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帝国在第二帝国时期将印度作为其经略中心,不仅结束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长期统治,而且改变了第一帝国时期重商主义要求的直接经济掠夺,力图将印度变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的广阔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印度铁路的修建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1858年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后,为实现维护国内稳定和加强印度军事防御的目标,铁路修建速度大大加快。同时,铁路的修建也被视作“道德与物质进步”项目,是英国在殖民地的人道主义实践。实质上,印度铁路的修建是英帝国帝国建设的必然结果。然而,在铁路建设运营过程中,殖民统治造成的局限性与铁路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共存。铁路使人口和商品在次大陆广泛流通,使印度人按照统一参照制定的时刻表出行,前所未有地接近彼此。但是铁路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变更以殖民利益为导向,在“尊重传统”的口号下,铁路运营政策实际加深了印度的社会边界,给独立后印度社会带来了难以消除的顽疾。同时具有破坏性与建设性的殖民统治使印度通过建设铁路而实现代化的目标难以实现。文章分四部分讲述:第一部分论述了英帝国及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印度铁路的修建缘起;第二部分讲述了铁路修建的具体过程,铁路所有权和运营权逐渐向国家集中,是印度铁路国有化的漫长先声;第三部分从铁路雇员、铁路设施、铁路时间三方面描绘了铁路运营的部分规定,这些规定带有现代性的同时,也制造了社会边界,保留了以种族、种姓、宗教、性别区分为代表的社会传统;第四部分将铁路修建运营全程置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视角下审视,铁路的修建运营过程是宗主国在殖民地建构社会空间的过程,是殖民统治者与殖民地人口构建社会关系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殖民统治下印度铁路修建的后果必然具有二重性——破坏性和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