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关于财务结构决策的认识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认为企业价值是固定的,例如著名的MM定理。第二阶段,承认管理行动影响企业价值。第三阶段,认识到企业价值依赖于决策权或控制权的分配。正如Hart(2001)所指出的,决策权或控制权的分析方法是有用的。尽管这一方法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它仍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它有助于我们理解风险投资的合同安排,以及索取权多样性的原因。因此,基于控制权的金融合同理论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实际上,金融合同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企业家与投资者如何进行交易的理论。就关注问题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如何实现如下的简单交易。通常,假定一位企业家有一个项目而没有资金,而一个投资者有资金却没有项目。如果他们进行交易,将会带来收益,但这样的收益能够实现吗?如果这个项目能够得以实施,它将如何进行融资呢?第二类,如何解释现实中的交易安排。我们发现,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公司存在各种各样的资本结构。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有所有者(即股东或股份持有者)。一些公司还有其他的索取者,例如债权人,优先股股东等。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这,对于公司效率或投资行为等,很重要吗?什么决定了一个公司的债务-股份率,也就是,公司债务的市场价值与股份的市场价值之间的比率?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大量公司财务文献研究的焦点,而且在更多的近期金融合同文献中,这些问题仍然被继续研究。然而,在前两阶段的理论中,存在两个非常重要的缺陷:第一,为什么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第二,为什么使用财务结构而不是激励计划解决标准的代理问题?为此,在最近大约20年多的时间里,金融合同文献为之注入了新的要素:决策(控制)权。Aghion-Bolton(1992),通过引入企业家的财富约束,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事实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直接解释,并且证明了条件控制在一些环境下是均衡的控制权安排,也就是,所谓的最优控制权安排理论。尽管Aghion-Bolton模型比较适合分析风险投资中的控制权安排,但是它并不适合许多的公众公司。事实上,代理方法是一种最优激励安排理论,而不是资本结构理论;尽管控制权模型有助于解释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的最优控制权安排,但没法解释,给定内部人持有一定水平的控制权,为什么外部人持有不同种类的索取权,即有些人是股东,而另一些人是债权人。Dewatripont-Tirole (1994)和Hart(2001)认为,多样性是好的并不是因为存在集体行动问题,而是因为多样性改变了激励。考虑到外部投资者的干涉成本差异,Hart诱导出了外部索取权的多样性是一种最优的融资机制;考虑到投资者偏好于不同的事后行动,即集中于事后有效率,Dewatripont-Tirole诱导出了股票与债务共存的资本结构。然而,为什么决策权在企业融资中很重要呢?事实上,在完全合同的世界中,根本不需要谁来做出决策,因为一份初始合同已经明确地规定了如何处理每一件事情。因此,只有不完全合同观点才能为财务结构的研究提供一个很自然的方法。实际上,最近的大多数金融合同文献采用了这一方法。通常,它们给定了合同不完全性的具体形式,但并没有解释这个具体形式是某个最优化问题的结果。究竟什么导致了合同不完全呢?这既是产权理论也是金融合同理论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合同不完全的基础。此外,这些理论都存在现金流如何分配的问题。Aghion-Bolton模型忽略了企业家的事前激励,使现金流的如何分配并不重要。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企业的高利润离不开企业家的高努力。Hart的干涉成本模型假定了企业家仅对私人收益感兴趣而对现金流毫无兴趣。尽管这可以简化问题,但是这显然与现实很不相符,因为在现实中企业家不仅关心货币收益,而且还可以获得大量的货币支付。Dewatripont-Tirole的股票与债务模型主要集中于事后的激励考虑,而没有恰当地处理企业家的事前激励。最后,这些理论并没有考虑企业家在不同信息结构下的融资成本与收益。结果,它们也不可能回答企业家面临不同信息结构时的融资决策。本论文的研究主要围绕上面的一些关键问题以及现存金融合同理论的不足展开。论文共分七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首先,本章简要地介绍了前两阶段的研究成果;然后,概括了第三阶段的研究进展。第2章,控制权与不完全合同的基础。尽管控制权的分析方法已经开始被广泛采用,且很多人接受了合同不完全的这个约束,但是很少人追究合同不完全的原因。本章详细地总结了不完全合同基础的进展,并给出了一些的评论。第3章,企业融资理论存在的一些问题。基于前一章的事前激励观点,本章指出了现有资本结构理论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引出后面章节的研究。第4章,企业融资中的控制权安排与企业家的激励。Aghion-Bolton(1992)集中于控制权安排怎样影响现金流和私人收益的权衡。他们证明了,条件控制在一些环境下是均衡的控制权安排。很幸运,Kaplan-Stromberg(2003)的研究获得了一个鲜明的结论:如果企业业绩很差,那么控制权和现金流权转移给VC。虽然这个结论与Aghion-Bolton模型很吻合,但是却不一定源自于它。Hart(2001)认为,如果仅仅考虑事后效率,那么未必有如此结论。答案可能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变量:努力。本章,通过引入企业家的事前努力,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控制权在坏状态而不是在好状态转移给投资者。更进一步,它还发现,金融约束的程度大小决定了项目的均衡控制权安排。第5章,风险偏好的差异性与融资的多样性。与Dewatripont-Tirole (1994)和Hart(2001)不同,这一章主要关注多样性对企业家的事前激励而不是事后激励的影响。我们认为,当金融合同不完全且企业家受到财富约束时,剩余控制权和收益优先权通常应该给予投资者。这不仅可以遏止企业家的事后无效率,而且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励企业家的事前努力,因为剩余控制权可以限制企业家的事后机会主义,而收益优先权可以保证企业家的收益与提高企业利润的努力水平是直接相关的。考虑到企业利润是不确定的,且投资者存在风险偏好差异,企业家分开发行不同风险的证券可以使企业的融资成本最低。这样,多样性的外部索取权不仅使投资者个人理性约束很容易满足,而且使企业家的期望收益最大化。最后,本章证明了,融资的多样性恰恰是一个最优融资机制。第6章,信息成本与企业家的融资决策。本章分析了企业家(内部人)与投资者(外部人)在不同信息结构下的不完全金融合同。它发现,投资者可以榨取的信息收益与企业家的信息披露成本构成两种融资方式——公募与私募——的主要融资成本;而项目所需的外部资本以及资本市场要求的回报率构成企业家融资决策的决定性元素。事实上,若项目所需的外部资本越高,信息披露成本越低,公募要求的回报率越低和信息收益越高,则企业家越有可能选择公募;反之,企业家可能选择私募。此外,合谋的存在与私人收益的大小也可能影响到企业家的融资决策。第7章,一些佐证理论的相关事实。首先,本章介绍风险投资的真实合同,即一些具体的合同条款,以及一些降低投资风险的常用方法。然后,提供了世界范围内的公众公司的一些治理模式。这些事实为前面章节的理论提供一定的现实支持。本论文从基本原理出发深入地探讨了企业融资中的控制权安排以及企业家的融资决策,并结合最近的实证研究结论,对金融合同的各种安排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本文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创新:1、考虑到Aghion-Bolton模型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变量:努力。本文通过引入企业家的事前努力弥补了控制权模型的这个缺陷。结果,本章严格地证明了各种金融约束下的均衡控制权安排,且获得了顺序控制权安排的结论。2、本文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控制权,现金流激励和清算权在现实世界的金融合同中都是同时被使用的。而且,基于上面的创新1,本文解释了在风险投资中一些降低风险的常用方法。3、Dewatripont-Tirole (1994)和Hart(2001)主要强调了资本结构的事后激励作用,但忽视了它的事前激励作用。从事前激励的角度,本文仔细地分析了企业的各种融资方式,并诱导出了多样性是一种最优的融资机制。4、现存的金融合同文献仅仅分析企业家在给定信息结构下的融资决策,而并没有分析企业家在不同信息结构下的融资决策。本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企业愿意公募而有些企业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