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市商是指具备一定资金实力和信誉的独立法人作为特许交易商，不断向公众投资者报出特定证券的买卖价格，并在该价位接受投资者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的主体。中国的新三板引入做市商制度但目前尚未实施。因此笔者以报价义务为切入点，采用比较法分析中国和美国，大陆和台湾在做市商制度上的差异。同时用实证研究方法借鉴和分析美国在维持做市商制度有效性方面的努力，尝试为完善做市商制度给出建议。本文分为七章。第一章笔者对做市商概念进行了界定，限定本文讨论的做市商为存在竞争性关系的做市商。该做市商不同于股票市场的“专营商”（也称为做市商）。第二章笔者对做市商竞争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笔者分析做市商报价义务的分析框架为债法的义务群框架。明确竞争性做市商制度的设计和优化以有效市场假说为理论前提。做市商制度的目标在于实现市场供需均衡。做市商之间的报价竞争符合博弈论模型，做市商制度能够优化股票价格，做市商制度能减少交易成本并增进社会福利。总之，做市商之间的报价竞争是实现交易市场有效运作的关键。第三章到第五章为做市商竞争性报价义务。其中第三章为做市商的积极报价义务，包括持续报价义务，双向报价义务，最大价差义务，最小报价数量义务，最小报价变动限制等义务。该部分义务是做市商实现竞争性做市的核心义务。第四章是做市商的披露义务。具体分为报价的披露义务和成交后的披露义务。该义务与有效市场理论紧密联系。按照有效市场假设，该方面制度的规定能保证市场信息充分体现在股票价格之中。第五部分是做市商的信义义务。笔者将其分类为一般信义义务和特别信义义务。信义义务与做市商发挥正常功能联系紧密。一旦做市商违反信义义务，整个市场将面临失效。同时，信义义务的违反也往往与证券市场的欺诈和操纵紧密联系。因此笔者通过引入部分国外材料，尝试为中国未来做市商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材料。第六章依据第一章至第五章的分析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为中国的新三板做市商制度完善给出建议。第七章为小结。通过通篇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的做市商制度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以及台湾兴柜市场的制度在报价义务方面结构相似，都可以归类为报价义务、披露义务和信义义务三类。中国和美国，台湾和大陆在做市商的具体规则方面存在差异。总体而言，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场外股票市场作为新兴的股票市场，两者在做市商领域的相似度要高于各自与成熟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做市商制度的相似度。从规则细节看，美国纳斯达克做市商制度规则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更有利于做市商之间以及做市商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充分竞争。中国大陆的新三板做市商制度与台湾的兴柜市场做市商制度更加注重合理配置做市商的义务，更加注重在保证做市商的合理竞争基础上保证做市商的合理利润。无论是从报价价格的限制、最小报价变动单位、最小交易单位，还是允许以商业理由豁免双边报价以及市场成交报告的提交要求角度看，中国的做市商竞争性报价义务比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宽松。总体而言，目前中国的做市商制度更有利于做市商获取做市收益。但是从监管的角度看，美国的做市商监管更加科学，例如纳斯达克市场允许锁定报价和穿价报价成交。这一制度设计将不规范报价的风险和成本全部归入做市商的交易风险之中，属于做市商交易损失的范围。这一设计减少了监管者监管做市商规范履行报价义务的成本。中国禁止做市商之间的成交虽然一方面可以避免锁定报价和穿价报价，但是另一方面却限制了做市商之间的竞争不利于做市交易市场中基准市场价格的形成，同时这一限制还可能增加做市行政监管的成本。成交报告是市场主体进行交易或者报价的重要参考依据。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成交报告的提交时间从最初的无规定到90秒强制规定再到目前的10秒内披露限制说明成交报告的披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成交报告披露和做市申报披露在法条表述有所不同，成交报告的披露时间表述为“每个转让日即时披露”，而做市申报的披露为“实时披露”。可见在成交报告的披露方面中美制度差距明显。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做市制度的各项制度具有借鉴意义。在未来实践数据的基础上，做市商制度的规则可以作进一步的细化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