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廷堪是乾嘉考据学后期的一位礼学学者。其一生治学以礼学为主,时人治礼学者无出其右。凌廷堪的礼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凌氏本人一生的学术交流密切相关。也与当时社会崇礼思潮的涌动密切。作为考据学的重要内容,考证礼学在当时社会引起了诸多儒家学者的关注,凌氏亦是如此。凌氏礼学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是考据学大盛和崇礼思潮的一个结果,也与凌廷堪个人的生平学术交往关系密切。凌氏一生交往的朋友圈范围极广。出生于江苏海州,青年时入扬州,与扬州派学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入京都,和京师学人以及官员相交甚好,游历各地时,与地方为官和幕僚的学者讨论学术。中年后在安徽做官,和徽籍学者探讨学术,又受到徽籍学者的深刻影响。乾嘉学派皖派传人王念孙、孔广森、任大椿等人与凌廷堪过从甚密;吴中学派的再传弟子江藩是凌廷堪的好友;扬州学派的阮元是凌廷堪一生的知己,汪中是凌氏敬重的前辈学者;京师学者官员翁方纲是凌廷堪的恩师,在学业上对凌氏指导意义极大;史学家邵晋涵、钱大昕对凌氏青眼相加;桐城派姚鼐与凌氏争论激烈。这些交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凌氏学术思想的形成,对于其礼学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乾嘉考据学由最初的重考据到后来的考证出义理,再到最后凌廷堪、阮元的新义理。作为乾嘉考据学的后期重要人物,对于凌氏的价值和意义必须重新考量。凌廷堪的礼学思想的推广与实践,对于当时社会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同时对于我们今天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也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