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的的高速发展一直处在一个稳定向好的水平,也为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卓越的贡献。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增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良好的商业环境使得大量追求经济回报的企业向优势的产业和区域集中,再加上地方政府有提高当地经济水平的诉求,而进行产业扶持、招商引资,多层因素共同从造成了企业集聚的现象,而其中,制造业更容易受到此类影响而加剧了集聚现象。不可否认的是制造业的集聚能够有效地带动区域内的就业水平提高、企业间的中间费用降低,从而通过正外部性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但与此同时,区域内的制造业集聚超过了其负荷的水平,则会使得公共及自然资源消耗加大,产生负的外部性,使得环境污染问题不断显现。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健康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也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人民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逐渐加强,对控制产出污染程度有了新的诉求,因此环境问题多次纳入政府规划中,并且政府采取了丰富多样的环境规制手段以期能有效引导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有效解决工业污染问题。因此,本文以制造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基本面,并且考虑到环境规制作为政府的主要手段,是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即使采取了高压的环境规制制度后,我国的环境质量是否得到了有效的改善,环境规制的实施又与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何种关系?需要深入的研究。本文以国内外研究成果为起点,首先回顾了制造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的研究现状,然后对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了阐述,通过对理论的梳理研究,构建了包含产业集聚外部性理论、环境波特假说、环境波特假说和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通过定性分析的方式展开了对三者关系作用机制的探讨。在进行实证分析前,本文先对制造业集聚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相应的测算,并试图分区域来探究我国当下的现状。故选取了2007-2017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州（除西藏、港澳台外）的相关数据,采用区位熵方法测算了各省市的制造业集聚度,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SBM模型结合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分解项测算了各省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项,运用GMM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对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呈非线性关系,均呈倒“U”型。（2）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是动态连续的,其滞后项会对前一项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3）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项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当下我国主要遵循“成本效应”,过强的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4）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显著成立,环境规制程度越高,企业用于治污成本增大,制造业集聚越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5）环境规制存在双门槛效应,在适当的区间内,环境规制有助于制造业集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最后,本文根据理论分析及实证结果得出如下政策建议:（1）制定完善、适度的环境规制,引进优质外资;（2）加大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调动内生创新能力;（3）因地制宜,利用差异化发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