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从宽泛意义上说,近代两大民主学说脉络——民主(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分别是以卢梭和洛克为代表的。在中国,民主主义民主观先后产生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和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两大民主学说。其中,前者成为中华民国的建国基石,以国民大会制度为核心制度载体;后者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国体学说,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载体。　　 本文以西方民主学说的中国化为视阈,以五四后的近代民主学说在中国的制度化过程中所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焦点,特别是对五四至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国民大会的规范、制度进行梳理,对其学说脉络和政治实践予以综合考察,并从思想、制度、实践三个层面,深入研究了转型期民主观的嬗变及其制度化的难题。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具体见解:　　 五四前后中国民主学说的转型,其本质是大众民主和代议制的冲突,表现为国民制宪论取代国会制宪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法统”之争,改造与超越代议制的新民主理想凸显,独裁(专政)理论被中国知识界初步接受。　　 孙中山对民主的运思,是旨在使中国走出民主制、代议制和国家三重危机的“顶层”设计,其理论和制度设计直接影响了中华民国的政制、宪法与历史进程。孙中山的民主学说具有主权归属、政体理想、核心内容、公法原理、政权组织形式五层级的法理结构。其中,他独创的“权能区分”论作为一种公法原理至今仍引发诸多争论;国民大会(及其代表)和人民、国民大会和五院、五院之间三大关系如何规范,则是留给后世立法者的焦点问题;“间接地行使直接民权”的逻辑悖论,是中西概念学说体系差异造成的误读。孙中山所设计的国民大会,其性质与职权经历了一个从选举、制宪机关到代表、政权机关的演变过程。国民大会代表人民在中央行使直接民权,引出了国大代表与人民的法理关系。但孙中山未对代表制予以明确,而且其民主制度设计存在易滑向独裁的内在缺陷。　　 抗战前国民大会的设计和国民政府制宪进程几乎同步。国民大会制度设计上的博弈,实质上涉及民主、宪政、独裁的理念之争。1930年代“民主专政”已成为民主学说的一种新潮。专政(独裁)与宪政在西方法理上的对立,在中国表现为党治与民治、独裁与民主的具体争论。如果以职权性质、常设机关、代表组成为线索,结合《五五宪草》制定中历次草案文本,对国民大会职权设计及其性质的争论进行类型化,那么,立法者所设计的国大职权有大权空置型、大权旁落型、小权空置型三类,其性质亦可归纳为政权机关说、无形机关说和议会说三类。从职权设计三种类型演变的动因以及代表制原则等角度来看,《五五宪草》具有独裁的基本取向。　　 在中国1940年代这个“宪法时刻”,“民主”与“宪政”的话语具有时效性、场域性和对抗性。当时,宪政话语反映了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呼声,民主话语反映了体制外知识分子的诉求。毛泽东提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的论断,源于他以民主主义为正当性的洞见,同时也蕴含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　　 从《期成宪草》议政会设置,到《宪法草案案》的国大无形化,再到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要求回归《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的设计思路在民主、宪政与独裁的不同立场中移步换影。《期成宪草》侧重于民主,《宪法草案案》侧重于宪政,两者都对行政权的独裁予以否定。而六届二中全会固守独裁立场,葬送了政协决议。张君劢起草的《政协宪草》,虽然形式上满足国民党,但实质上却坚守了内阁制的基本原理。第三势力围绕是否参加制宪国大最终分裂,反映了民主观的差异,即究竟是通过宪法建立宪政体制,还是广泛且有代表性的民众的实质参与更重要。在1946年末制宪国大召开过程中,代表们虽然对国大的性质与职权、代表组成与选举等问题争议颇大,但最终基于《政协宪草》的原则,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对国民大会制度予以定型化。然而,国大制度定型之日,也是宪政与民主分野之时,预示着国大在1949年2月和2005年6月终被海峡两岸分别废弃的历史命运。　　 20世纪上半期的转型期国情,既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和设计民主道路的前见,又是民主学说所赖以产生的客观基础。从国民大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民主学说制度化的困境在于:民主理想与民主现实的差距、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张力、政治改革立场和方向的价值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