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及其社会发展为考察对象，探讨这个时期边区政权是如何使自己在形态上顺应历史潮流从而得以生存和发展，并且卓有成效地推进边区社会全面进步的，展示两者之间的关联。 6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由于自己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导致武装割据的闽、赣等地方红色政权全部丧失，被迫进行悲壮的大迁徙，武装力量又在这一大迁徒中损失了大半——从8万余人锐减到2—3万人，最后几乎是弹尽粮绝、人疲马乏地退守到大西北，在这块苍凉荒蛮的黄土高原上建立起一个赢弱瘦小的政权。这个政权的处境是如此的恶劣：东部是隔黄河虎视的日本侵华精锐之师，北、西、南三面是兵精粮足的50万国民政府围剿军。以至蒋介石断定它支撑不了多久，时人也对它不抱什么希望。但这个弱小的政权却生存下来了，发展起来了，并且将那块1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治理得相当不错——井然成了“麦迦”一般的圣地，连一贯支持国民政府的英美政府也不能不另眼相看；抗战胜利后它竟然敢于同国民政府军这个庞然大物较劲，摧枯拉朽般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将其击溃而夺取了全国政权，让苏联“老大哥”惊奇，使美英政府惊诧，更令蒋介石惊恐！ 个中的原因何在？过往的史家学者多从政治史的角度诠释，本文则尝试主要从社会史的角度，即“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并必然形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角度”探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于它使边区政权的形态更多地顺应了历史潮流：首先将自己纳入国民政府序列，成为其中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使国民政府不仅不能再封锁、围剿它，而且还得给它拨发数量可观的抗日军费，这抗日军费帮助边区度过了最初的经济危机，中共也趁机冲破了封锁而走上了世界舞台；“两权半”政权结构和中共对它的一元化领导，使边区政权在建构起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彻 l＿ZJ囱回回一BI叮工一FuLI匕Jk ＊k’－x＊）／‘me了0邓L 口1“ER了A门价占底的民主政治的同时，又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和社会控制能力；“三三制”的政权席位分配，使它能够吸纳社会方方面面的治国精英，政权因此更具广泛的代表性和同样广泛的组织动员能力；它的“精兵简政”的自我“调姿”，将政权的运行成本与社会资源的提供能力达致均衡，既充分利用了边区的社会资源使自己能够有所作为，又使社会资源的主要提供者一一农民以及手工业者、商人满意，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互－信、和谐的关系；最后，它的微型国家政权的建制和中共赋予它的新民主主义“试验区”的特殊地位，使它的施政具有更多的全面性和前瞻性。一一边区政权形态的这些特点，使它获得了合法的生存空间和生存地位，并且同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统治、政府机构和军队冗肿不堪以及行政效率和战斗力低下，从上到下的腐败和缺乏远见等等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在国际上获得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认可，在国内赢得了广泛的民心。国际认可和国内民心的取得，使中共得以抓住机遇从容不迫地按照自己新民主主义的治国方略建设边区，推进边区社会的全面进步。腆成就的阻，既壮大了自己，又反过来使中共得到国内外更加广泛的认可和民心支持，由此打下了后来同国民政府抗衡并战而胜之的基础。 用社会史的眼光俯视陕甘宁边区政权，其政权形态的诸多特点，归根结底，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史为鉴，已经迈人新世纪的共和国国家政权，应当在延续自己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同时，不断自我“调姿”，使政权形态更好地适应世界政治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祖国和平统一的新形势，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