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综合运用国际经济贸易地理学、制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边界、边界效应、边境区位等的系统研究，揭示以上三者对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机制、制度安排和组织特征等问题。以求进一步丰富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研究内容，拓展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本文在分析概括边界的本质和边界效应对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基础上，从企业集聚的角度重点论述了在边界效应转化过程中，边境区位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从区域和企业两个层次讨论了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机制、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的演化过程及其特征。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更是一种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它要受到边界的强烈影响。因此，就其本质而言，边界具有“矛盾”、“复杂”、“演变”等属性。边界对跨边界经济合作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屏蔽效应对跨边界经济交往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显性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上，更在于其深层次的隐性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上。一般说来，边界通常是空间认同感、归属感和信任感的分隔线，并且它也是空间认知的分隔线。正是基于此，边界的屏蔽效应便提高了跨边界经济交往的交易费用。而边界的中介效应，则使边境区位成为企业集聚地区，通过对边境区企业集聚的机理分析，笔者构建了边境区企业集聚动力机制的理论模型，得出如下重要结论：边境区企业集聚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寻求收益剩余和成本剩余，且两者相互影响；企业成本剩余的实现机制包括要素成本、空间联系成本、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企业收益剩余的实现机制则包括市场拓展机制和价格机制；在垂直型企业集聚的初期，一般成本剩余的实现机制居于主导地位，在集聚发展到较高阶段时，成本剩余和收益剩余的实现机制均作用于企业集聚；而在水平型企业集聚中，两种剩余的实现机制则始终交织<WP=5>在一起。在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本文基于对次区域经济合作概念的界定以及合作类型、特征和目标的概括，主要论述了跨边界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对降低边界屏蔽效应的作用机制。其主要结论是：跨边界制度安排和组织建设能够降低边界的屏蔽效应；在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制度变迁和组织结构演变；按照制度变迁和组织结构演变的特征，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划分为政府主导、企业主导以及政府、企业、民间的正式与非正式组织共同推动等三个阶段。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最重要行为体是企业。在对企业的性质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借鉴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理论、网络理论和心理距离理论的研究成果，得出如下结论：企业间跨边界合作在空间上表现为组织结构的扩张，在组织结构上则表现为企业间网络的连接；企业跨边界合作主要表现为一种松散的、非正式的网络关系，它有赖于企业间互动与学习；企业间建立合作关系一般包括三个过程，即寻求机会、发现共同利益和建立合作关系。在实证研究中，以我国参与的、具有代表性的粤—港—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辽宁—朝鲜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研究对象。前者代表了非均质型次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后者代表了均质型低水平以贸易为主要形式的跨边界合作。在粤—港—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通过对边界效应转化的机制、过程以及三地间合作的评价，指出政府间制度安排是该次区域经济合作今后发展的关键。在辽宁—朝鲜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通过对朝鲜半岛地缘环境的评价，指出该次区域经济合作受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较大，并且尚处于以双边贸易，尤其是边境小额贸易为主的合作阶段。这一类型的次区域合作宜以项目开发为主，采取点—轴开发战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