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正在不断扩大,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中国企业正面临着重大发展机遇。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化,中国与中国企业全球经济参与深度与广度的显著提高,组织污名化对“一带一路”参与企业海外经营活动所带来的负面不利影响也正在逐步显现。结合近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捷克与乌克兰对我国企业采取的市场禁入措施,以及美国等非沿线国家对“华为”、“中兴”的“封杀事件”来看,组织污名化对参与企业海外经营活动与海外经营绩效是具有明显负面影响的。因此,为确保“一带一路”建设与参与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更高质量实现,需要对组织污名化进行研究,从而为有效治理组织污名化问题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思路和理论依据。本文以2014-2019年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在沿线东道国的海外子公司为研究样本,在以下三方面进行了创新和研究:（1）理论创新,探讨了组织污名化这一外部因素对“一带一路”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作用和影响,找到了重要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2）研究方法创新,通过构建量化评价体系对“一带一路”企业组织污名化程度进行了量化度量;（3）依托量化方法,本文提供了“一带一路”沿线组织污名化研究的实证检验证据,并提出了相应的污名化治理建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组织污名化会对“一带一路”参与企业海外经营绩效形成负面影响;（2）文化差异、政治关联、地理距离会加剧这种负面影响,而母国营商环境则会对这种负面影响形成缓解;（3）合规性溢出、企业形象、东道国营商环境和投资受阻则是组织污名化对参与企业海外经营绩效形成负面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结合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本文认为组织污名化会通过这些作用机制最终对参与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形成负面作用,从而令参与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受损。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本文分别从国家政府部门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建议。对于国家政府部门层面,本文提出的建议有:（1）建议政府部门关注组织污名化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负面影响;（2）建议通过加强与沿线东道国的政治互信和文化沟通,进一步优化我国的营商环境,来对组织污名化的负面影响进行缓解;（3）建议通过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加强对国际媒体的管控,不断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来对组织污名化负面影响进行有效治理;（4）建议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参与企业合规管理、社会责任履行和信息披露的制度建设,从制度层面规范参与企业的行为,减少组织污名的形成。对于企业层面,本文的建议包括:（1）参与企业应当加强自身的合规管理、社会责任履行质量和信息披露质量,关注自身的企业伦理道德问题;（2）重视组织污名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进行及时有效的污名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