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我国部分地区为试点实施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国推广,法律都并未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应用范畴和领域做出例外规制。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用来处理刑事案件时,一般案件的首要价值就是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此时适用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办理案件并无不当,然而在处理重罪案件的过程中,效率价值的重要性应该有所减弱,无论被追诉人是否认罪认罚,在处理重罪案件时都应该以查清案件事实作为行为准则,将打击犯罪、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作为首要价值追求。本文将立足于现行法律规定,以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为导向,深入研究当前重罪刑事案件在适用中出现的困境,其主要目标是为了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好的适应重罪刑事案件的独特性。研究重罪案件认罪认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重罪的界定问题,目前我国刑法并未给出确切答案,通过对理论界各种观点的分析得出,重罪案件的划分既需要考虑法定刑,也需要兼顾犯罪性质,同时也应该考虑各个时期的刑事政策。允许可能被科以重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一种司法实践,有助于及时查明案件事实,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近几年,在刑事案件中对可能判处重罪的被追诉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比例有明显提升,各种制度缺憾也逐渐暴露。首先,在可能对被追诉人科以重刑的案件中值班律师的参与程度较低,值班律师制度不够完善,职责和权利范畴过于狭窄,提供的法律帮助也不具有切实性和有效性,在司法实践中值班律师极易转变为程序正当性的见证人。其次,案件的快速审结一直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首要目标,被害人保护机制不健全,办案机关中往往也要求案件的尽快办理审结,不注重被害人意见,重罪案件中被害人权益保护不到位。最后,现有证明标准与认罪认罚的司法实践不匹配,在面对“案多人少”的实践窘境时无法做出最有效的回应,从当前的法律实践来看,存在证明标准降低的可能性,构建新的证明标准体系迫在眉睫。首先,是提高重罪案件中值班律师的参与度,解决值班律师的身份问题,许可重罪案件法律帮助提供者上升为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律师,扩大值班律师的职权范畴。其次,要强化重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权益保护,明确重罪案件中公平价值的首要地位,重视被害人的意见表达,保证被害人全程参与,强化被害人对量刑的影响。最后,构建新的立体化证明标准制度,对于被追诉人自愿性的认定必须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法定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