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非裔美国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1931-)在她的创作实践中以话语作为手段，字里行间流露着黑人作家的政治责任感和文学使命感。在1993年的诺贝尔获奖致辞中，莫里森以“手中之鸟”喻示语言，告诫作家和读者要警惕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由于不负责任或机构审查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和潜在暴力。因为作者深谙这个道理，即语言就是力量，即可以创造，也可以毁灭。　　 尽管莫里森从未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但从她目前所创作的九本小说和撰写的两部文学评论集中，我们不难发现黑人女性人物不仅被前置于她的作品之中，而且处于绝对地位。作者正是以黑人社区代言人的姿态，通过对故事和历史的重构，冀希颠覆在白种男权统治和歧视与压迫并存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黑人女性“奶妈、女家长、福利母亲和荡妇”(OReilly：3)等典型形象。莫里森关注黑人女性命运，姐妹之间的情谊自然成为了其主要的描写对象。当然，作者在描绘姐妹情谊的同时，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手法将种族、性别和阶级巧妙地融入其中，为实现其政治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本篇论文就此对莫里森小说中再现的姐妹情谊主题进行探讨，目的有二。其一，论文试图阐述黑人女性在遭受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她们之间的友谊如何为其提供庇护，促进她们成长；其二，本论文同时也着力探讨作者如何利用叙事作为政治斗争工具，通过对历史和故事中姐妹情谊的重构，以此撼动白人和男权的联合统治与霸权，倡导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社会理念。　　 本论文分六个部分一导言、主体四章和结语。导言部分首先对西方文学中的女性之间的情谊进行扼要阐述，继而针对莫里森小说中反复再现的姐妹主题进行归纳，以期揭示作者如何利用自己娴熟的言语叙事技巧作为工具和手段，以达到其颠翻白人男权统治的政治使命。　　 论文首章将重点放在莫里森的三部小说《最蓝的眼睛》、《秀拉》和《爱》上，着力揭示姐妹之间的友谊在黑人小女孩成长过程中如何扮演着经验共享和应对骚扰的角色。此外，本章也将阐述早期肤色印记对黑人女孩身份构建和心智构建过程中的作用。第二章则聚焦在奴隶制、种族和男权盛行的美国旧社会，黑人女性所面对的危险和窘境以及女性之花的凋零和残落。论文第三章在探讨女性之间的友谊在超越肤色和年龄界限可能性的同时，同时还对姐妹情谊如何辜负其潜在的力量，转而酿成看似难以化解的矛盾并相互伤害对方。第四章因而就对莫里森小说中姐妹友谊出现危机之后的和解和救赎模式进行梳理，从而使女性友爱重新回归友谊本身并使之得以升华。　　 论文最后的结语部分则着重讨论莫里森在实现其政治使命和文学抱负中所采用的颠覆性策略。作者擅长叙事，充分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叙事技巧，通过对很多“道听途说”故事的重述，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看，也是对历史的重构。莫里森坚信，通过将那些“不可言语的事”告知天下并采取所谓的“情感政治”策略，饱受奴役和歧视的族人心灵上所留下的创伤就可以治愈，情感得以宣泄，而作家的使命和责任也得以履行。总之，通过对性别、种族和阶级背景下姐妹情谊的描绘，作者至少从意识形态上和思想上撼动了白人男权统治，为非裔美国文学的第二次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