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捕诉合一”模式试点以来,捕诉关系再次进入了理论界的研究视野,引起广泛的讨论。支持者从实务出发认为“捕诉合一”模式提升了司法效率,有助于破解检察院当前“案多人少”的困境;反对者则在理论层面认为“捕诉合一”模式相较于“批捕独立”模式因不满足主体的独立性和中立性,易引发独立性缺失等一系列问题。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一片质疑声中在全国范围内确定施行“捕诉合一”模式,因此准确把握“捕诉合一”模式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效果可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为“捕诉合一”良好运行提供准确的指导,对我国检察业务的开展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具有重大的意义。更加准确的把握“捕诉合一”模式离不开对捕诉关系的对比分析。“捕诉合一”模式属于捕诉关系设置的三种模式之一,与“捕诉分离”模式同属于适合我国现阶段法治环境的工作模式。域外普遍采用的“批捕独立”模式具有主体上独立性和中立性的理论优势,但其构建需以检警一体化等为前提,而我国目前不存在相应构建的法治环境。“捕诉分离”存在引导侦查失灵,效率低下的弊端也不再适合我国当今的实际情况,故“捕诉合一”模式改革在我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理论的正当性。当然“捕诉合一”模式的改革也需要遵循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律和时代的要求。审查批捕权和审查起诉权作为检察机关两项主要的职能,整合和分离都将引起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调整和配套工作方式的迭代更新。实践中“捕诉合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办案效率和案件质量,但是也暴露出独立性缺失的固有缺陷,对辩护权保障和工作方式的改进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对“捕诉合一”模式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以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的提出“捕诉合一”模式完善对策,才能使“捕诉合一”模式更好的发挥其机制优势,破解我国司法效率低下和人权保障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