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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特定经济和政策目标而设立开发区的做法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开发区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同样的,开发区也是我国典型的区位导向型政策,是地方政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抓手,在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开发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空间试验场”,在促进对外开放以及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开发区在形态上是具备大量优惠政策以及良好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的空间单元,在功能上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是吸引外来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产业集聚和结构调整、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开发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平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企业作为开发区的微观主体,其生产经营情况是开发区发展绩效的直接体现,为了实现开发区的政策和经济目标,政府部门往往有激励通过向开发区提供各类优惠政策和融资便利等促进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开发区既是政策高地同时也是集聚高地。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以开发区作为重要的平台和空间载体,那么开发区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出口行为。
本文主要聚焦于开发区对外开放平台的作用,研究开发区政策如何影响区内异质性企业的出口行为,具体包括企业的出口选择行为和出口学习行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指出,由于出口市场进入成本的存在,只有高效率的企业才能进入出口市场,并将此称为出口选择行为,此外,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能够通过出口学习获得生产率的提升,并将此称为出口学习行为。基于此,本文将详细探讨开发区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机制,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所有的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为例,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本文的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我国开发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也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提供更加丰富的经验证据。
本文的理论分析认为,开发区作为我国的政策高地和集聚高地,其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其优惠的政策措施和大量企业共聚产生的集聚经济,前者称之为开发区的政策效应,后者称之为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对企业的出口选择行为而言,开发区所提供的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及区内大量企业共聚形成的溢出效应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并弥补企业的可变成本,从而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临界值,使得低生产率的企业也能够进入出口市场。就企业的出口学习行为而言,开发区过多的优惠政策也可能使企业形成一定的政策依赖,降低企业的竞争意识和学习创新的内在动力,从而不利于企业通过出口促进生产率提升,而开发区内大量外资和出口企业的集聚,非出口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以及出口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知识溢出等本身就可以获得出口市场的溢出效应,从而导致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之后所能获得的生产率提升比较有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基于1998-2013年(不包括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对上述开发区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根据实证结果,总体来看,就出口选择行为而言,开发区外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完全符合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预期,而开发区的作用显著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门槛,使得企业出口的临界生产率显著低于内销的临界生产率,从而部分低生产率的企业只能进入出口市场。此外,就企业的出口学习行为而言,开发区内外的企业出口均能够带来明显的生产率提升,但是开发区内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幅度要小于开发区外的企业。分别基于Logit、近邻匹配估计等不同估计方法、考虑开发区的选择效应、开发区类型以及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的稳健性检验均得到了与上述结果一致的结论。
进一步地,文章分别从开发区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开发区影响异质性企业出口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就开发区的政策效应而言,文章分别从企业出口密度、税收政策以及开发区升级的角度入手,发现开发区内企业的出口密度越高其进入出口市场的临界生产率水平也越低,同样的,开发区内高密度出口企业的学习效应也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开发区针对高出口密度企业的政策措施扭曲了企业的出口行为。进一步对税收政策的分析表明,开发区外企业的税收负担推升了其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门槛,税收负担越重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临界值也越高,而开发区内企业的税收负担并没有成为阻碍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开发区内的各类优惠政策的确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税负。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从开发区升级的角度检验了开发区的政策效果,发现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之后显著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临界值,同时开发区升级之后企业从出口中获得的生产率提升受到了限制。此外,就开发区的集聚效应而言,从开发区层面来看,具有较高集聚度的开发区内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临界值也越低,同样的,开发区较高的集聚度限制了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可见开发区的高集聚度扩展了企业出口的广延边际,另一方面,开发区的集聚效应也限制了企业通过出口学习获得的生产率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集聚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二者之间具有互补性,集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企业的出口学习。同时,开发区对其周围1-3公里范围内的企业产生了明显的集聚溢出效应,显著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临界生产率水平。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现有的关于开发区的研究多是从宏观角度评价开发区的经济绩效,但是企业作为开发区的微观主体却受到了较少的关注,已有的从开发区视角研究微观企业行为的文献大部分仅关注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而对企业出口行为尤其是企业出口选择和出口学习的关注不足,因此本文的研究也为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地区导向型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证据;同样的,本文通过分析开发区政策对区内企业出口选择和出口学习的影响,发现开发区政策是造成企业出口和生产率负向相关的重要原因,也为解释我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第二,本文识别开发区企业和界定开发区空间范围的方法是对现有的以开发区为主题的研究的有益补充,已有研究对开发区空间范围的界定以及开发区企业的识别不够准确,而开发区空间范围的准确界定和开发区企业的精确识别是以开发区为主题的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主要根据开发区的四至范围、借助Google地图画出开发区的边界,并通过提取企业的经纬度借助ArcGIS软件将企业上图来识别企业是否位于开发区内;基于本文开发区空间范围的界定和开发区企业识别方法的研究也是对已有研究结论的补充和验证。第三,延伸了研究的样本区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已经在已有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大部分的研究仅使用了1998-2007年的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时效性,很难对更新的现实情况进行准确的描述,本文主要使用1998-2013年(不包括2010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而能够为异质性企业出口行为以及开发区的研究提供相对更新的经验证据。
本文主要聚焦于开发区对外开放平台的作用,研究开发区政策如何影响区内异质性企业的出口行为,具体包括企业的出口选择行为和出口学习行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指出,由于出口市场进入成本的存在,只有高效率的企业才能进入出口市场,并将此称为出口选择行为,此外,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能够通过出口学习获得生产率的提升,并将此称为出口学习行为。基于此,本文将详细探讨开发区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机制,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所有的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为例,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本文的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我国开发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也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提供更加丰富的经验证据。
本文的理论分析认为,开发区作为我国的政策高地和集聚高地,其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其优惠的政策措施和大量企业共聚产生的集聚经济,前者称之为开发区的政策效应,后者称之为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对企业的出口选择行为而言,开发区所提供的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及区内大量企业共聚形成的溢出效应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并弥补企业的可变成本,从而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临界值,使得低生产率的企业也能够进入出口市场。就企业的出口学习行为而言,开发区过多的优惠政策也可能使企业形成一定的政策依赖,降低企业的竞争意识和学习创新的内在动力,从而不利于企业通过出口促进生产率提升,而开发区内大量外资和出口企业的集聚,非出口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以及出口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知识溢出等本身就可以获得出口市场的溢出效应,从而导致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之后所能获得的生产率提升比较有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基于1998-2013年(不包括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对上述开发区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根据实证结果,总体来看,就出口选择行为而言,开发区外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完全符合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预期,而开发区的作用显著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门槛,使得企业出口的临界生产率显著低于内销的临界生产率,从而部分低生产率的企业只能进入出口市场。此外,就企业的出口学习行为而言,开发区内外的企业出口均能够带来明显的生产率提升,但是开发区内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幅度要小于开发区外的企业。分别基于Logit、近邻匹配估计等不同估计方法、考虑开发区的选择效应、开发区类型以及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的稳健性检验均得到了与上述结果一致的结论。
进一步地,文章分别从开发区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开发区影响异质性企业出口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就开发区的政策效应而言,文章分别从企业出口密度、税收政策以及开发区升级的角度入手,发现开发区内企业的出口密度越高其进入出口市场的临界生产率水平也越低,同样的,开发区内高密度出口企业的学习效应也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开发区针对高出口密度企业的政策措施扭曲了企业的出口行为。进一步对税收政策的分析表明,开发区外企业的税收负担推升了其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门槛,税收负担越重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临界值也越高,而开发区内企业的税收负担并没有成为阻碍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开发区内的各类优惠政策的确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税负。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从开发区升级的角度检验了开发区的政策效果,发现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之后显著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临界值,同时开发区升级之后企业从出口中获得的生产率提升受到了限制。此外,就开发区的集聚效应而言,从开发区层面来看,具有较高集聚度的开发区内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临界值也越低,同样的,开发区较高的集聚度限制了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可见开发区的高集聚度扩展了企业出口的广延边际,另一方面,开发区的集聚效应也限制了企业通过出口学习获得的生产率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集聚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二者之间具有互补性,集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企业的出口学习。同时,开发区对其周围1-3公里范围内的企业产生了明显的集聚溢出效应,显著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临界生产率水平。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现有的关于开发区的研究多是从宏观角度评价开发区的经济绩效,但是企业作为开发区的微观主体却受到了较少的关注,已有的从开发区视角研究微观企业行为的文献大部分仅关注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而对企业出口行为尤其是企业出口选择和出口学习的关注不足,因此本文的研究也为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地区导向型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证据;同样的,本文通过分析开发区政策对区内企业出口选择和出口学习的影响,发现开发区政策是造成企业出口和生产率负向相关的重要原因,也为解释我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第二,本文识别开发区企业和界定开发区空间范围的方法是对现有的以开发区为主题的研究的有益补充,已有研究对开发区空间范围的界定以及开发区企业的识别不够准确,而开发区空间范围的准确界定和开发区企业的精确识别是以开发区为主题的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主要根据开发区的四至范围、借助Google地图画出开发区的边界,并通过提取企业的经纬度借助ArcGIS软件将企业上图来识别企业是否位于开发区内;基于本文开发区空间范围的界定和开发区企业识别方法的研究也是对已有研究结论的补充和验证。第三,延伸了研究的样本区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已经在已有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大部分的研究仅使用了1998-2007年的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时效性,很难对更新的现实情况进行准确的描述,本文主要使用1998-2013年(不包括2010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而能够为异质性企业出口行为以及开发区的研究提供相对更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