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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教育研究对身体的定位是:身体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它为人的发展提供可能性,在心理学中身体甚至被缩化为脑。正是由于这种认识,身体在教育研究中没有被问题化,没有成为理论的增长点,身体之于教育、个体自我建构的意义和作用没有得到重新审视。然而,身体仅仅是我们生命的物质载体吗?20世纪80年代以来,身体成为诸多视域的研究热点,身体现象学探究身体之于人的本源性意义;身体社会学探讨身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符号性意涵,身体对社会生活的实际组织过程所起的作用;身体政治学试图揭示身体与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身体文学把本能、欲望作为一种叙事资源。既有的研究突破了身体生理认识框架,身体本身具有了精神性,身体能动起来,身体是行动者,身体是一种实践模式。
既有的身体视野为本研究提供了看问题的“眼睛”。通过身体视角,可以看到“治人”与“治身”、“成”人与“修”身、“身”与“在”之间的密切关联。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教育场域中通过三个层面的运作得到体现:教育话语中的身体;承受教育影响的身体;作为实践活动模式的身体。
受“抑身扬心”传统影响,教育研究中身体一直处于“隐身”状态,强调人的能动性、精神性一面,身体被“物化”,身体之于人的本源性意义没有凸显,人的“异化”从“根”上被设定。教育实践中,身体成为权力“规训”的对象,权力对身体进行设计、管理、训导,“役使”身体实现权力的要求。在教育话语抽空了身体、权力“规训”身体的境况下,“身体主体”活动的空间受到极大限制,主要活动表现为听、说、看、读与写。由于受传统文化及功利性价值观的影响,身体主体活动并不利于受教育者的精神建构,这既表现为读与写的功利化、模式化,又表现为他们的活动是在一种压抑与被宰制的氛围中进行的,其切身体验并未真正成为教育资源。教育不重视身体之于个体的本源性意义,并不等于身体不具有这方面的功能,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身体的外部属性、内部感觉、遭遇体验在其自我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
面对教育研究中及教育实践中存在的身体问题,本研究旨在重新审视身体,探求教育研究“显身”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便于更好地理解受教育者的精神建构与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