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教育研究对身体的定位是：身体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它为人的发展提供可能性，在心理学中身体甚至被缩化为脑。正是由于这种认识，身体在教育研究中没有被问题化，没有成为理论的增长点，身体之于教育、个体自我建构的意义和作用没有得到重新审视。然而，身体仅仅是我们生命的物质载体吗?20世纪80年代以来，身体成为诸多视域的研究热点，身体现象学探究身体之于人的本源性意义;身体社会学探讨身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符号性意涵，身体对社会生活的实际组织过程所起的作用；身体政治学试图揭示身体与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身体文学把本能、欲望作为一种叙事资源。既有的研究突破了身体生理认识框架，身体本身具有了精神性，身体能动起来，身体是行动者，身体是一种实践模式。 既有的身体视野为本研究提供了看问题的“眼睛”。通过身体视角，可以看到“治人”与“治身”、“成”人与“修”身、“身”与“在”之间的密切关联。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教育场域中通过三个层面的运作得到体现：教育话语中的身体；承受教育影响的身体；作为实践活动模式的身体。 受“抑身扬心”传统影响，教育研究中身体一直处于“隐身”状态，强调人的能动性、精神性一面，身体被“物化”，身体之于人的本源性意义没有凸显，人的“异化”从“根”上被设定。教育实践中，身体成为权力“规训”的对象，权力对身体进行设计、管理、训导，“役使”身体实现权力的要求。在教育话语抽空了身体、权力“规训”身体的境况下，“身体主体”活动的空间受到极大限制，主要活动表现为听、说、看、读与写。由于受传统文化及功利性价值观的影响，身体主体活动并不利于受教育者的精神建构，这既表现为读与写的功利化、模式化，又表现为他们的活动是在一种压抑与被宰制的氛围中进行的，其切身体验并未真正成为教育资源。教育不重视身体之于个体的本源性意义，并不等于身体不具有这方面的功能，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身体的外部属性、内部感觉、遭遇体验在其自我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 面对教育研究中及教育实践中存在的身体问题，本研究旨在重新审视身体，探求教育研究“显身”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便于更好地理解受教育者的精神建构与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