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维护国家安全、实现本国安全利益是一国政府所肩负的神圣使命，是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追求不懈的目标。作为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的安全利益具有特殊性，与此相适应，我国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路径也具有特殊性。一方面，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一些西方国家顽固地将中国视为“异己”而遏制，因此维护我国的制度利益是维护我国整体安全利益的根本；另一方面，我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大国间的利益差异性、相互竞争性不可避免地会激发其他大国对中国崛起的“敌视”，并千方百计地阻碍、延缓中国的崛起。因此，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博弈是实现我国安全利益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正在崛起的国家，我国的安全利益会呈现动态性，需要动态地加以维护。　　 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一种常态。在这一常态的国际体系中，当一个国家为自己寻求安全时，有可能威胁到其他国家同样对本国安全的追求。这就容易导致不同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安全困境是普遍存在的，即任何国家都会面临一定的安全困境问题。当今的国际体系同样存在这一现象。作为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既面临着一定的安全困境，也面临一定的崛起困境。安全困境与崛起困境的出现和发展与各种安全威胁有着密切联系。安全困境和崛起困境之所以存在多样性，归根到底是因为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具有多样性。整体而言，我国在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均存在较大的安全威胁，这些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共同制约着我国安全利益的实现。　　 要有效应对这些“困境”和威胁，需要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安全战略。就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所面临的安全形势而言，合作安全战略应是能够实现我国安全利益、确保我国和平发展的优先选择。本文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合作安全相关原则为基础，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探讨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安全路径问题。合作安全是对集体安全、均势安全等的反思和超越，同时又兼容了它们的一些合理内核。合作安全与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在本质上存在一致性，是对新安全观的具体化。中国选择合作安全战略有特定的原因：合作安全的“战略优势”是中国选择合作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因；时代背景的转换、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善、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安全问题的大量出现、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外交战略的发展、主权等安全问题的存在等是中国选择合作安全的重要原因。可以说，中国选择合作安全战略有其历史必然性，也存在现实可能性。合作安全与和平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和保障着中国崛起。与此同时，中国实践合作安全战略时须坚持国家利益原则、非意识形态原则、平等原则等基本原则。　　 要实现安全利益，中国应积极解决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所面临的合作安全问题。　　 本文以主权合作安全为个案分析传统安全视角下中国的合作安全路径问题。中国要切实解决中国面临的主权合作安全问题：克服主权合作安全主体不对称性的挑战；妥善处理主权合作安全相对有限性的挑战；积极应对民族与国家的不重合性的挑战；坚决反对、反击西方二元主权论及其实践的挑战。在具体操作层面，中国应推动大国主权合作，推动地区性主权合作安全机制建设，推动建构以联合国为平台的国际安全共同体。　　 本文以反恐合作安全为个案分析非传统安全视角下中国的合作安全路径问题。中国要努力解决宏观层面的反恐合作安全问题：尽快实现对恐怖主义的权威、统一界定；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积极推行多元化的反恐战略；反恐与反霸同时并举。在具体操作层面，中国应推动双边、地区层面的反恐合作安全机制建设，推动建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反恐合作安全长效机制。　　 中国和平发展与合作安全有互动性。合作安全战略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安全保障：有助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助于化解“中国崛起威胁论，减少中国和平发展的障碍。同时，中国和平发展将对合作安全产生积极影响：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战略目标将为合作安全提供有利的战略支撑；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实践将对合作安全产生积极影响。　　 总之，合作安全战略是符合中国当前基本国情和面临的安全形势的一种安全战略，需要长期坚持。科学、合理、适时地制定和执行合作安全战略是我国能够和平发展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合作安全战略效力的发挥会面临一定的局限性，需要我国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和安全形势的合作安全战略，而我国也不应回避在一定范围内适当地推行其他安全战略。最终目的是，实现我国整体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