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起源于西方。它不论是萌芽在英国还是后来兴盛于美国,都是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急剧变革阶段的产物。中国电视领域里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调查性报道起步很晚,可以说,直到1996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开播才标志着调查性报道正式拉开了帷幕,它出现的背景则是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展到今天,《新闻调查》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牌栏目,其影响力超越了电视媒体领域,触及的广度与深度引人侧目,因此,研究《新闻调查》不乏其人。但是,学术界对于其影响力研究,除了散见于各种论著某个章节的偶然提及,就是常着眼于新闻专业领域,或单方面研究它的社会影响力,缺乏透彻的全方位、立体的深入分析研究。《新闻调查》的影响力已经涉及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和新闻专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它起着帮助政府化解公共危机、转变政府职能的作用;它代表社会正义,唤醒社会良知,彰显民主力量;它运用独特的叙事方式、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讲好一个故事的理念、选题的平民视角,在新闻专业领域内树立起了榜样;它忧民、忧天下的知识分子情怀,平衡、冷静、质疑、客观、平等的新闻职业精神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新闻调查》乃至中国调查性报道与西方调查性报道一脉相承,却因为社会体制的不同,相互之间又具有鲜明的差异性。与美国《60分钟》相比较,在出镜记者、基本形态、选题范围、影响力等方面各有特色,但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与此同时,《新闻调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也经常遭遇不能调查或者是调查后不能播出的尴尬,它自身也存在重报道轻评论,话语权有限的局限性,需要从提炼主题、突出报道、内容的新闻性、培养个性化的出镜记者、评论与调查相互补充等方面相互补充等方面去寻求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