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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尝试考察唐宋时期杭州寺院神祠建立及发展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寺院神祠在建立及发展方面的区别和共性。在探讨过程中,将重点把握唐宋社会建立杭州寺院神祠,或推动其发展的动机、行为,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希望通过本文的个案研究,能够从社会史的角度,加深对唐宋时期城市寺院神祠建立及发展特征的认识。 与唐代以前相比,唐代杭州新建寺院(佛塔)的数量大大增多。与唐代相比,吴越国时期,杭州新建寺院的数量大幅上升,而新建神祠的相对数量,则有所下降。较之五代时期,北宋杭州建立寺院数量下降明显,而神祠的数量,则有所增加。与北宋时期相比,南宋杭州新建寺院的数量大大增加,类型也更为丰富;新建神祠的数量也大大增加。 唐宋时期,社会群体在杭州建立寺院神祠,或推动其发展,主要基于僧人的天职,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积累功德、祈福求祥,或满足现实诉求。在唐代杭州,建立寺院方面,僧人与官员、民众有不尽相同的动机;而地方官员建立神祠、推动神祠发展,主要基于其维护社会稳定运行的行政职责。与唐代相比,吴越僧人、官员、民众建立寺院的动机,没有明显变化;而吴越诸王支持国家与僧人合作建立寺院,是为了解决某些现实问题;吴越诸王直接建立寺院、推动寺院发展的动机,则基于对佛教的崇信,很可能还带有某些现实诉求;吴越诸王建立,以及推动神祠发展,出于满足社会对民间信仰的需求,以及回报神祗、祈愿神祗助佑的实用目的。在北宋杭州寺院神祠的建立及发展方面,就社会群体的动机而言,与五代相比,既有相同点,也出现一些变化。与北宋时期相比,南宋杭州社会群体建立寺院、推动寺院发展的动机,更为复杂;社会群体建立神祠或推动神祠发展,亦具有不尽相同的复杂动机。 在唐代杭州,建立寺院方面,有僧人募缘建立、官员或民众出资建立、民众舍宅地建立等三种不同行为;而对神祠的建立及发展,有地方官员采取了新建神祠、重修神祠、作铭文并刻石立碑等行为,朝廷则采取了施予封赠的行为。与唐代相比,在寺院的建立及发展方面,吴越社会群体的行为更为复杂多样;而在神祠的建立及发展方面,吴越诸王的行为与唐代地方官相同。在北宋杭州寺院神祠的建立及发展方面,就社会群体的行为而言,与五代相比,既有相同点,又出现一些变化。南宋时期,各社会群体建立寺院或推动寺院发展的行为,在地位上有主导、次要之分,并且具有群体特征;各社会群体建立神祠或推动神祠发展的行为,与北宋时期相比,类别更为丰富,而且同样具有群体特点。 在唐代,僧人是寺院的建立主体,官员、民众所占比例较小;而寺院的建立,主要依托于地方社会的力量。与唐代相比,吴越国时期,建立寺院的主要力量,由僧人变为国家及僧人;官员及民众建立寺院的数量,增加比较显著;新增了吴越诸王及王室成员作为寺院的建立者,以及吴越诸王作为旧寺院的扶持者。较之五代时期,在寺院的建立及发展方面,北宋僧人、官员的作用均有所增强;民众仍然发挥着作用。到南宋时期,帝王、皇室成员对杭州寺院建立与发展的扶持,集中于与皇室有特殊关联的寺院,而其他寺院,只有少数能得到其扶持。权贵和官员是杭州寺院的主要建立者及寺院发展的推动者。在对寺院建立及发展的作用上,权贵与官员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与北宋时期相比,权贵与官员的背景、身份、行为均更为复杂。僧人对南宋杭州寺院建立及发展的作用,因寺院类型不同而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特点,僧人的具体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南宋民众在杭州建立少量寺院,为其中一些寺院的维持及发展提供经济支持,还对寺院的修建进行捐助,并直接介入到寺院的建立及发展过程中。 唐代杭州神祠的建立者,以及神祠发展的推动者,都是地方官员;而且,相关神祗都主管事关经济发展、民生大计的江河湖泊。与唐代相比,吴越国时期,新建神祠及促进神祠发展者,由地方官变为吴越诸王。与五代时期相比,在神祠的建立及发展方面,北宋官员、民众的作用均有所增强;北宋朝廷虽然将杭州寺院神祠建立与发展的主导权让渡给了地方,但杭州寺院神祠的建立与发展,却不能完全脱离朝廷与帝后的支持。南宋时期,帝王及皇室成员对杭州神祠的依赖程度较低,对杭州神祠建立及发展施予的扶持力度较小;官员和权贵对杭州神祠建立及发展发挥的作用较大,但有时有其局限,地方官与其他官员、权贵之间的动机和背景有明显的不同;总体而言,民众对杭州神祠的建立及发展,有比较重要的作用,但有时难度较大,有时又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僧人也创立外郡行祠,但主要出于经济利益考虑。 唐宋社会对杭州寺院神祠的建立及发展都给予支持,其行为有相同之处。唐宋杭州寺院神祠得以建立及发展,其背后的城市环境因素及历史变化也有共同之处。唐宋帝王及皇室成员、地方官以外的官员及权贵,对寺院建立及发展的参与程度,要高于对神祠建立及发展的参与程度;总体而言,唐宋地方官对寺院建立及发展的参与程度,要低于对神祠建立及发展的参与程度。在杭州寺院神祠的建立和发展方面,唐宋帝王及皇室成员、地方官以外的官员及权贵对寺院的作用力度更大;而唐宋地方官对神祠的作用力度更大。 唐宋杭州寺院神祠的建立及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复杂现象及特征,其原因都可归结为皇权、等级制度、地方官员行政职责、佛教及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特征等因素,唐宋时期杭州的城市环境,以及唐宋时期发生的一些历史变化。唐宋时期杭州的城市环境,主要包括:钱塘江潮患危害甚大,地方官却难以有效控制;西湖成为杭州重要的灌溉及饮用水源;南宋时期,统治层内部及统治层与被统治层之间,存在大量利益诉求和矛盾冲突。而唐宋时期发生的一些历史变化,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的发展;杭州城市的发展及城市类型的变化;杭州人口因素的变化;宗教政策的调整;佛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两宋交替之际的战乱及宋室南迁的发生;政治军事局势的变动及统治危机的加深。这表明唐宋杭州寺院神祠的建立及发展,与城市、政治、经济、人口、宗教、民间信仰等社会现实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