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使得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数量猛增，并使图书馆的社会功用提升到了“启民智、伸民权、利民生”的高度，进而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认可。新图书馆运动的爆发初步完成了公共图书馆思想在中国的启蒙，加快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近代化步伐。与此同时，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正式进入到正规学科教育领域，为中国图书馆界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的图书馆员与图书馆学学者。国内外图书馆组织的出现日渐成为大势所趋，国内图书馆学研究显示出聚合的趋向，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组织大有势在必行之态。中华教育改进社等组织的积极活动促成了美国退还庚款并用于图书馆事业，加之美国学者的提前访华，凡此种种最终促成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于1925年4月成立。　　从内部活动来看，中华图书馆协会三次修订其《组织大纲》，数次调整其组织结构，重组委员会与职员，基本上满足了自身发展的需要。会员是中华图书馆协会安身立命之根本，从会员入会要求的逐渐放宽，从严格遵守入会介绍制度到广纳会员，说明中华图书馆协会对其自身定位的改变。然而由于行政职能的缺乏以及社会局势等原因，中华图书馆协会对其会员的控制与管理力度较弱。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主要经费来源无法满足其运行需求，而为筹措经费所做的种种努力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经费成为掣肘其发展的重要原因。　　召开年会以及创办图书馆学专业期刊是中华图书馆协会最主要的外部活动，以及对当时的图书馆事业与学术研究施以影响的主要方式。中华图书馆协会存续期间召开的七次年会不仅使其作为全国性图书馆组织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得到广泛认可，更因为年会尤其注重解决图书馆界现实问题，而成为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及学术交流与开发的平台。另外，《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与《图书馆学季刊》不仅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引导舆论、宣传新知与交流经验的平台，而且更因为两者定位的不同，而成为中华图书馆协会树立形象、团结力量，以及传递其学术视野与学术态度的工具。　　作为当时唯一的全国性图书馆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为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竭蹶前进，积极争取图书馆、图书馆人的权益，促进图书馆事业的标准化与法制化，为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并进一步促成地方图书馆协会与各类图书馆的广泛设立。抗战期间，中华图书馆协会转变工作方向，以调查全国图书馆被毁状况以及协助全国图书馆积极复兴为工作重点，激发民族斗争精神，为战后图书馆事业的复兴做积极准备;中华图书馆协会重视古籍保存、保护，为此曾数次致函教育部及古物保管委员会等，防止古籍损毁、外流，使我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虽中华大地历经战祸而不致文明绝断、思想干涸。为推动图书馆学教育，中华图书馆协会不仅亲力亲为与东南大学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合办暑期学校，讲授图书馆学，并连续数年与文华图专联合招考图书馆学免费生，且对该校图书科做种种鼎力宣传，使图书馆学教育在获得社会舆论与经费支持的同时，自身亦获得了长足发展。中华图书馆协会还积极投身国际图书馆事业发展大潮，参与发起成立国际图联，积极参与国际图书馆界各类活动，通过聘请国外图书馆界知名学者为其会员或邀请来华指导，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国际的接轨，使中国图书馆界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此外，通过组织国际图书交换工作，中华图书馆协会为国内学术研究助益良多。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学术研究所取的丰硕成果中也有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及其机关会员创办了大量图书馆学期刊，出版了数量不菲的图书馆学、目录学著作，使当时“图书馆学的研究一时形成风气”;通过开展“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倡导图书馆学实用性研究，树立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奠定近代图书馆精神，中华图书馆协会成为引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学术风潮的一面大旗;中华图书馆协会创办的两种期刊中对于分类、编目、索引、公共图书馆以及图书馆员与图书馆学教育这些当时热点问题的研究，不仅奠定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而且为当时的图书馆工作实践提供了可供参照施行的样本，促进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与图书馆工作的大步发展。　　华协对于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与学术研究贡献卓著，且在中国的图书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华协与图书馆事业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此荣彼兴，此消彼衰。华协的性质是具有一定政府干预色彩的群众性学术组织，而职员的分裂，经费的不独立是最终导致华协解散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