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原因,也即主要从理论上研究中国文学如何从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本文共八章,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章: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符号,同时还是世界观、思想、思维方式本身,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人的世界也是语言的世界,文化问题本质上是语言问题。第二章:中国现代文化的变革从根本上是语言变革。五四新文学革命时的白话文变革,既是工具的变革,又是思想和思维的革命。现代汉语的确立也是现代文化包括现代文学的确立。现代文学的发生在深层的原因上根源于语言的变革,现代汉语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文学。第三章: 五四白话即“国语”亦即现代汉语是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作为白话,它不同于古代白话,也不同于大众语。五四白话文运动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前者既是语言工具运动但更主要是思想文化运动,是语言变革运动,后者主要是语言工具运动,是文艺大众化运动,是语言改良运动,二者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作用和贡献也迥然不同。第四章:本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古代转型和现代转型进行比较研究。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学的古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前古代汉语”向古代汉语的转型;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在深层的语言上,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源于古代汉语,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源于现代汉语。第五章:翻译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具有“异化”和“归化”的双重关系:一方面是翻译文学作为一种异质的文学对本土文学具有冲击性,促使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另一方面,本土文学又由于语言的规定从而同化翻译文学,最终使翻译文学民族化。近代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最终取决于语言及文学观念的变革。第六章: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但胡适本人并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他所提倡的白话与文学革命以及整个文化思想革命之间的深刻关系。胡适的语言本质观基本上是工具论,因为这种工具论,他并没有把当时他所提倡的白话和传统的白话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即后来的“国语”是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一种口语、欧化词汇和部分古汉语词汇的混合物,一种具有强烈西方思想和思维特征的话语方式。第七章:现代汉语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最深层的基础。鲁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语言的思想性。正是深层的语言观以及语言系统决定了鲁迅的创作从而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鲁迅思想和文学的现代性实际上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得到深刻的阐释。文言文作为一种话语体系以其巨大的“权力”在思想上最终“归化”了鲁迅早期的思想文化论文,使它们从根本上具有传统性。第八章: 本章以胡适的《关不住了》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新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为例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作语言学实证分析。“诗的白话化”导致了诗体的解放,也导致了诗歌在精神内涵上的实质性变革,《关不住了》正是在现代白话的语言形式和思想方式两个方面确定了新诗的基本原则从而具有“纪元”性。《狂人日记》是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的意义上是第一篇中国现代小说,它是现代白话的因而是现代思想的,它的“开篇”性在于它确立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白话”与“现代思想”这两大原则。《祝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