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爱弥尔》一书往往被人视作教育学经典而为人称道,且确实产生了名副其实的影响,相形之下《爱弥尔》中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却遭到研究者的冷遇,不免令人心生不解。卢梭将《爱弥尔》规划为自己的民主理论要著,在其中卢梭以与哲人对话为基点出发,对假想的学生倾注别样的教育意图。通读《爱弥尔》全书发现,表面上爱弥尔是卢梭的学生,实际上爱弥尔只是卢梭本人的倒影。而且在卢梭的思想中,自然人的真正喻意不仅指能够按自己的天性生活的人,还特指像卢梭本人这样的哲人。如此看来,我们势必需要将《爱弥尔》融贯于卢梭其他几部主要作品中,发现卢梭思想的统一性。卢梭身处的时代,正值启蒙运动兴盛时期,启蒙话语对真知的颠覆,使得卢梭站在既支持启蒙又反对启蒙的立场上,批判德性的现代性失落。在《爱弥尔》的前三卷中,卢梭用“教育权威”的隐喻诠释人人都应拥有忠于自己内心的、不“活在他人身上”的自然德性。但“教育权威”的隐喻不仅指自然德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爱弥尔》的后两卷,自然德性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自然德性发生转变的依据之一是卢梭对柏拉图式理想的继承,依据之二是卢梭的非理性主义学说。正是出于对爱欲应有价值的珍视,以及教育者抓住爱弥尔“第二次诞生”的关键期,成就了自然德性向政治德性的转变。在卢梭看来,每个公民超越自身将爱扩展至他者是政治德性的核心,这种政治德性的获得需要依靠一个特殊的人物,即能为人心建立秩序的立法者,并且由这位立法者创制出不同于明文规定的民情风尚制度。因此,在卢梭的文本中,爱弥尔就是那个能为民族担纲的立法者,同时爱弥尔作为一个公民爱也得到了延伸。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以及卢梭如何处理自身作为哲人与公民社会关系,成为卢梭笔下自然德性向政治德性转变的两个重要原因。其实政治德性并不是卢梭德性观构造的终点,卢梭也未视这样的公民社会为现代性危机的解决之道,由于政治德性依然是向自然德性的依照,卢梭的这一做法体现了他对自然德性的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