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淮南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体系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了问题研究法、时代研究法、宗派研究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详细探讨分析了《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史地位。笔者认为，《淮南子》作为新道家一部集大成的理论著作，其写作目的就是站在道家思想的基本立场上对西汉以前的诸子百家进行批判性的总结与继承，以构筑自己新的理论体系，为新生的统一的封建国家提供治国方略。作者刘安及其宾客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坚持以道家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和进化的社会历史观为指导，贯彻了“君本”与“民本”理论并重与调和的方针，构建了一种倡扬主体意识，肯定主体地位和作用，与董仲舒的君主专制理论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他的政治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先秦道家的超越精神，把道家的理性主义推向了极至。他的“民本论”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站在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最高峰上，他的法律思想和兵学思想也体现了很强的历史进步性，是道家学派所能提供的一套最为系统和完整的政治学说体系。应该说，《淮南子》的这些设计对西汉帝国的未来发展，乃至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来说，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一条道路。但是历史的可能性不等于历史的必然性。《淮南子》的悲剧在于其政治学说对君主的种种限制与要求，毕竟不如新儒家的主张更合乎人主的口味和私利，更能迎合专制君主的人性弱点；《淮南子》民本思想所体现的对存有差异但却有平等价值的个体和充分关注和尊重以及地主统治阶级对于农民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合理让步也已经达到了封建专制社会所能容忍的极限；它的政治设计所传达的理性主义精神与以血缘宗法制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更是格格不入的。相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淮南子》是一部价值合理性大于工具合理性的著作。它的“曲高和寡”决定了其最终结局只能是受到专制皇权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儒家的排斥和压制而淹没在专制主义的滔滔洪水中。道家思想在这本书中攀上了自己的理论高峰后，由于在政治上的严重挫折与打击，其理论发展方向也被迫转向了追求个人解脱成仙之路的道教上去了。上述种种原因导致了《淮南子》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部学术著作，直至今日学界对于《淮南子》的研究与重视程度与它的重要性相比仍是不成比例的。本文可以被看作一次力图提升《淮南子》思想史地位的学术努力，笔者自觉运用当代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某些理论范式分析解决问题，注重阐发《淮南子》政治思想中可以跨越阶级、跨越时代，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遗产，以期发挥《淮南子》政治智慧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历史实践中的启迪与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