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于传统罪责刑的事后刑法,风险刑法主张以积极的姿态规制风险,以达到一般预防的效果。在环境犯罪这一特殊领域,刑法价值取向已从契约转向安全,立法方式上愈来愈偏向于保护前置化,所保护的法益也不再囿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呈现更加开放性的特征。污染型环境风险具有间接性、潜伏性、因果难辨性,治理较为困难,对其进行预防性立法能够有效遏制严重环境后果发生,这也与我国保护环境的国家任务相吻合。我国目前污染型环境犯罪立法现状仍有立法目的偏差、罪名存在空白地带、危险犯不足、罪过形式不明确、惩罚措施单一的问题。结合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需求与域外成功经验,为使我国污染型环境犯罪预防性立法进一步完善,需从立法思维的转换开始,以环境犯罪目标、法益调整、立法体例为基点,以预防性为导向,弥补现有污染型环境犯罪在罪责罚方面立法之不足。一方面环境法作为一个新的部门稳步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传统法律部门的刑法需要进行修订与完善,逐步建立起与环境保护目的相配合、适应的法律制度,实现环境法学的系统化、社会化。为防止污染型环境犯罪预防性刑事立法过度扩张侵害个人自由,需要对其边界进行限制。其界限划分离不开合宪性控制,同时也需协调环境法体系中环境刑法与其他法律、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刑事责任在环境法体系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