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多丽丝·莱辛创作中的叙事研究日益得到关注,但作为莱辛叙事的一个重要特征——杂糅性,迄今为止还未引起学者们的充分重视。有鉴于此,本论文将结合米哈伊尔·巴赫金以及霍米·巴巴的杂糅理论探讨莱辛小说叙事中对杂糅策略的运用。本论文试图证明,莱辛将杂糅视为其主要的修辞策略之一。她在文本中呈现出多种声音之间的平等对话,在叙事中构建出作者、文本以及读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她与其他作家和理论家在文学创作问题上有多种呼应与对话,或继承或颠覆；她对自己的创作理念及手法不断修正,甚至偶尔出现自我矛盾,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她在文本内外建立对话机制的结果,而正是这种对话机制,如巴赫金所言,使文本成为实现“在单一话语限制下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这一杂糅策略的载体。在文本中,所谓的“权威”话语试图展现的是其“单一性”,而“杂糅”的作用恰恰在于消解这种单一性,赋予各种声音以发声的权利,因此杂糅策略在莱辛的小说中扮演了建构新的话语和颠覆单一权威的角色。巴巴把杂糅定义为“一种颠覆性策略”,指出它在第三空间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的第三空间为各种新生力量、复调话语或“异类”文化提供了一席之地,而具有一定的生产功能,表现在杂糅策略或杂糅话语开拓出新的“协商领域”,后者拒绝“同化”,摒弃“融合”,向建构和对话敞开了大门。建构与对话,乃至颠覆,不仅符合莱辛本人的精神实质,也是她一以贯之的写作宗旨。无论是出于创新或突破的意识,还是刻意而为之,莱辛借助在不同层面展开的对话,为自己的小说开拓出一个“第三”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不同声音相互融合但又各自不失其特色。也正因如此,莱辛的创作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丰富性、包容性以及对话性。值得注意的是,莱辛的杂糅不仅体现在其具体的叙事技巧和写作手法,她在自传、访谈以及文学评论中就文学创作而展开的长达几十年的探究与阐述,也体现出其创作思想上的混杂性与流动性。因此,本论文对莱辛杂糅性的论证将其文本中的杂糅策略逐步推进到其精神上的杂糅性：(1)莱辛作品中多重叙事声音、多样化的叙事者、多重叙事视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作者、文本与读者间的互动关系;(2)莱辛作品中混杂的风格、体裁、主题以及她藉此而与不同创作流派和文学理论穿越时空的对话；(3)莱辛自身杂糅性思想发展和演变的复杂轨迹,及其写作实践背后变动不居的创作理念。首先,莱辛对其作品中各叙事要素的混杂使用显示了她对杂糅手法的驾驭能力。借助于多重叙述声音、多样化的叙事者以及混杂的视角,莱辛赋予其作品双声或多声的功能。无论是回顾型和体验型视角的并存、黑白视角有意无意的混杂还是女性作家呈现出外在或内化的父权视角,都是莱辛在叙事上摆脱“单一话语”或权威性话语桎梏的体现。此外,她在虚构作品中呈现出的繁杂与多变,与她在非虚构作品中的阐释和自我辩护并非总是互为观照,其写作理念与实践之间的错位,常常导致读者的误读或是超出作者本人预期的读者反应。她在叙事技巧上过于频繁的流动性不仅增加了文本意义的含混,也给读者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不过,如此不确定的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互动恰好体现了杂糅策略的本质,即巴赫金所说的“无限的”意义阐释,或是巴巴所预期的对意义的不断“再阐释”,文本的含义因此变得更为开放。其次,莱辛叙事的杂糅性还体现在她对各种流派和写作手法的融会贯通、对不同体裁的创新与发展,以及她对不同主题有意识地混杂使用。即使采用某种特定的风格写作,她也并非墨守成规,而是不断尝试融入新的元素。她在处理虚构和非虚构作品时刻意打破和模糊虚实的界限,把现实主义手法融入科幻小说,这是对这两种体裁和创作精神的承袭和发展。她热衷于科幻小说,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期望藉此发掘更多的灵活性,从而更多地反映普遍真实。她以自身以及父母为原型所创作的半传记式小说,以及她就真实性与虚构性所做的连篇累牍的陈述,都表明她对体裁与风格问题的特别关注。早期的莱辛倾向于现实主义,之后转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最终又回归了现实主义,尽管这里的“倾向”、“转向”和“回归”都只是批评家的整体把握,其中不乏“主义”间的混杂。除了写作手法和体裁,莱辛作品主题涵盖她对多种文化、思想、民族、人群以及社会热点的关注,这种叙事主题的包容性无疑是对单一话语的反抗。莱辛善于传承与批判,她与不同流派及作家的历时性“对话”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异质性杂语,也是她杂糅策略的一种体现。最后,考察莱辛的杂糅策略还要回归其思想根源。莱辛旗帜鲜明地反对同时期英国文学中的狭隘思维,反对外界将自己简单地归类为现实主义、现代派或女权主义作家,提倡开放的姿态,鼓励跨界意识,这些都是她的杂糅策略的一部分。莱辛指出英国文学的视野“受限于英国人自身最直接的经验和评判标准”,因此表现出“欧洲中心”视角,这也正是巴巴和赛义德等后殖民理论家所关注和批判的话题。此外,莱辛不满学术界将她单纯地定义为某一类作家,她更反感女权作家的标签。尽管她的作品对性别问题尤其关注,以《金色笔记》为代表的作品确实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颇具影响力,但莱辛始终否认自己是一位女权主义作家,而甘做自诩的被“三重”流放的边缘作家。事实上,莱辛对自己的创作理念一再修正,不仅体现出其思想上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也直接影响到她对具体叙事策略的调整和应用。关于作者功能,她从深信其肩负说教和改造的职责,到逐渐对作者失去信心,甚至将其等同于普通读者,经历了一个由充满信心到怀疑甚至否定的过程。同样,她对文本是否应该反映道德也由立场坚定过渡到模棱两可,这种态度和认知上的转变使得她在处理作者—文本—读者关系时,由凌驾于读者之上的全知全能式的作者逐渐过渡到冷静、抽离的旁观式作者,这其中不乏反复和动摇,从而更增加了她叙事的复杂性。巴赫金的杂糅理论最初运用在语言自身的发展研究上。如果说语言的发展体现出独立性和复杂性,那么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诠释和转译则需要注重求同存异。巴赫金的杂糅思想导致同一种话语下不同声音的叠加和渗透,文本因此而变得更有张力,叙事也更有表现力。巴巴则认为杂糅意味着不同声音之间的协商与对话,是差异与相似在边缘处或缝隙处共生的有效策略。巴赫金和巴巴的杂糅观在莱辛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她既追求差异和个性化,又借助各种手段打造出各种声音对话协商的复调式文本。她一方面自觉地寻求边缘化及个性化发声,试图与主流话语划清界限,又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与主流话语的认同。此外,莱辛反对二元对立,但其作品却往往首先展示二元对立,达到消解二元对立。换句话说,莱辛消除界限的方式是首先突出对立,再模糊差异,最终谋求共存。在莱辛的作品中,两种形式的杂糅相辅相成,解构性与建构性并存,文本因而变得丰富及多元。莱辛在文本构建与精神本质上体现出的杂糅性,不仅使她的左翼知识分子形象更为突出,也为她的作品打上了鲜明的个人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