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大步发展和城市大门的打开,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农民从农村涌入城市务工。2009年4月,据国家人口计生委调查推算,预计未来30年,中国人口将形成5亿城镇人口、5亿流动迁移人口和5亿农村人口“三分天下”的格局。显然,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阶段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流动迁移最为频繁的时期。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是单身外出,而是举家迁徙。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流动儿童已达1982万人,已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这日趋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己给流入地政府原有的义务教育格局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怎样在缓解猛增的教育需求对流入地有限义务教育资源所造成的冲击的同时,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成为流入地政府的棘手问题。另外,社会兴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水平参差不齐、教育质量低下以及安全隐患等问题也成为流入地政府的一大难题。　　 在国家有关政策方针的指导下,各地纷纷进行了多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如上海通过简易学校或民办非营利学校这类非公办学校解决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的“上海模式”,以公办学校为接收主体的“天津模式”等。本文以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突出的北京市朝阳区为例,介绍了他们所采用的一种介于前两种政策模式之间、具有一定过渡特色的“朝阳模式”。文章从中观层面对该模式加以分析,运用弗兰克·费希尔提出的公共政策评估框架,从项目验证、情景确认、社会论证和社会选择四个讨论形态对其进行逐层剖析、综合考察。　　 评估结果表明:(1)朝阳模式较好地完成了既定政策目标,在量上较好实现了流动儿童的入学和安全保障；(2)确保了当地义务教育格局的稳定性和有序性,有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3)为其他流入地政府提供了有效的、可供借鉴的过渡模式,具有开启有效结合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方法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朝阳模式又难以有效保障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权利,在推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战略方面动力不足,对社会发展性方面的贡献不显著。不过总的来说,朝阳模式是一种妥协性的平稳过渡模式。和谐社会为合理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应作为一种社会选择,一种社会政策的导向,一种理想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