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长期以来被认为只是一种从原语到目的语的文字转换，而译者只是从事一种复制的工作，本身没有什么自主性。但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理论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并形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学翻译理论，将翻译看作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而使翻译学跳出了传统翻译理论的视阈，拓宽了翻译学的研究领域。同时，随着中西方翻译理论的深入，翻译研究视野的扩大，也为探讨翻译活动在文化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提供了契机。根据权力话语理论，翻译活动并不是发生在“真空”当中，而是受到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各种各样的权力的制约。这些权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抉择。也就是说，译者总是处在某一时期的某一文化中进行翻译操作，译者的翻译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痕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译者，所处的语境不同，便会有不同的意义趋向和意识形态倾向，受着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任何人，在任何时代对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无法逃逸或逃脱主观意识色彩之网。 译者无法跳出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因而，译者在翻译中的决策不仅仅取决于他/她的语言知识，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正如巴斯纳特和勒弗维尔(Bassentt&Lefevere)所说——翻译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它以特定的方式操纵着文学在该社会中所承担的功能。由此可见，译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时的意识形态左右着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策略，改变着译者对具体的语言和文化问题的处理。 本文从意识形态的广义出发，比较了《简·爱》的三部中译本，它们分别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李霁野译)、80年代(由祝庆英译)和90年代(由黄源深译)，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作用于译者的翻译实践的。 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引言。从本文研究的背景出发，指出研究的范围、目的、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该研究的意义。 第二章探讨了意识形态的定义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本论文旨在探讨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第三章简要介绍了本文所依据的相关研究理论。其中包括：(1)福柯(Michel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指出任何话语交流活动都受当时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各种各样的权力话语的制约，翻译活动也不例外；(2)埃文·佐哈尔(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认为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多元系统”，翻译文学属于其中的一个系统，它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等其它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些系统之间地位并不相等，它们在永无休止地相互争夺中心位置；(3)吉迪恩·图里(GideonToury)的“目标侧重”理论，认为译本作为独立的实体存在并受制于目的语社会文化系统，不存在与原文等值的译本。 第四章考察了《简·爱》在中国的历程，以及三个不同译本的时代特征和当时的意识形态，指出原本的输入和译本的输出本身就是一个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过程。 第五章根据上述的翻译及文化理论，通过对《简·爱》三部译本的比较来探讨意识形态是如何在语言和非语言层面上影响翻译实践的。其中非语言层面的影响主要包括原文本的选择和译文本的接受；语言层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句式、词汇、语篇和有汉字特色的音译词上。从而指出译者的所有翻译策略选择都与权力话语有关，而这一权力是由意识形态所赋予他/她的。 最后一章结论，进一步重申译本是原文在译者所在的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下的产物。译本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和自身权力话语双重影响下，对原作进行创造性叛逆的成果。该个案研究也从微观的角度验证了勒弗维尔的话“在翻译过程的各个层次，可以看出，如果语言学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性质的考虑发生冲突时，总是意识形态和/或诗学胜出”(Lefevere,199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