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康纳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独具特色，共分为三个部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这三个部分紧密相连，有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是为了从生态学角度出发构建自然、劳动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为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准备理论武器。通过以上两个部分的论述，又引出了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这一理想社会蓝图的构建。
　　 虽然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书被誉为近年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一部力作，但他构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仍然存在着三重本质症结。
　　 首先，是他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旧唯物主义定向。奥康纳认识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在于近代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所以他努力探寻一种能将自然、文化与劳动统一起来的研究社会发展的方法论模式。但是，由于他的自然唯物主义立场，他的生态观没有能够始终贯彻社会历史性的原则，最终变成了自然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杂糅。他既不愿意抛却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纬度，又想尽力凸显生态科学所揭示的所谓“唯物”纬度，于是，他把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唯物主义糅合到一起，重构了一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视之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效修正。遗憾的是，他在哲学的根基处，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相应理论表现形式的自然观与历史观、自然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处，却发生了巨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分裂。事实上，在他的理论中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唯物主义，一是作为抽象物质本体论和知识论意义上的自然唯物主义，二是建立在抽象自然观基础上的实践唯物主义。当奥康纳在强调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或“规律性”、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同时又要保持社会劳动的“中心范畴的地位”时，他已经处于一种原则性的理论混乱或无原则的折中主义之中。他不仅没有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补充”，相反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质境域所在的无原则的遮蔽，是一种严重的理论退步。事实上，当我们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同时坦言马克思的理论同时接受了抽象物质本体论的“自然唯物主义”或抽象知识论的唯物主义，因为它们毕竟在本质上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哲学境域。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在于他在人与自然、实体与主体关系的根基处，以“感性活动”所开启的哲学境域突破了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视域，从根本上与前康德的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开启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全新哲学境域。当奥康纳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归结为通过社会劳动而发生的“相互作用”，并最终把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成“自然、文化、劳动”相互调节、相互作用的三位一体的哲学体系时，我们再度发现，奥康纳完全没有能力与马克思对话。因为黑格尔早就指出：任何意义上的“相互作用”还都站在概念的门槛上。我们认为，问题的症结乃在于奥康纳的方法论仍然停留在近代“主客二分”的知识论路向上。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虽然试图突破人与自然的二元论，但是他所谓的作为“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却未能突破近代理智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仍然滞留于范畴论路向的局限性之中。
　　 其次，是他站在资本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奥康纳探索生态危机的成因，最终追寻到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根源上，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严厉的生态批判。这使他对生态问题的思考超越了一般的环境保护主义的理论视野和政治立场，具有明显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但是，由于他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诊断出现了误差，使他的理论深刻性不足，批判性也不彻底。他提出的第二重矛盾理论，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经发生了转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转移到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上，这实际上会混淆人们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视线和方向。奥康纳把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所导致的成本危机转变为政治危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不是资本本身的问题，也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出在资本主义国家政策上，所以生态危机的解决只能通过国家政策的调整即使资本主义国家真正民主化。奥康纳显然高估了资本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国家和民主的欺骗性实质。在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中，奥康纳为资本保留了空间。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终之所以成了非批判的抽象唯心主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奥康纳没有看清现代性危机在本质上乃是资本之物质力量与形而上学之理性力量的汇流。
　　 第三，是他生态社会主义设想的空想性。奥康纳构建了未来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并论述了其理论上的可能性，这对于克服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在他的设想中，没有提到未来社会的所有制问题，也没能揭示未来社会形态的基本制度和运行机制，因此该设想具有空想性。这里的根本症结是奥康纳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实证自然科学的立场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人类的社会历史存在，脱离了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了思辨的路径。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重构和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的一切局限性都根源于此。
　　 奥康纳是从自然观的重构为切入点来重构马克思主义的，他的理论探索路径对我们奠定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是有启发性的。具体来说，就是要批判近代人与自然“二元分立”思维方式，认清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树立生态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路径上，也必须把自然观的重构，作为培育环境意识、生态意识，建构生态文明的的根本突破口。事实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已经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哲学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命题上：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感性活动”乃是“感性对象性关系”的根据。理清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摆脱“生态文明”研究困境的惟一出路。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果，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和资源代价，环境容量和生态承受能力已难以承载传统发展模式的继续推进。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任务。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启迪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要转变狭隘的传统发展观；二是提升我国的治国理念，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三是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结合对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以及十七大报告的学习与体会，本文主要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改革GDP核算、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和鼓励绿色消费等方面探索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途径。最后讨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际责任、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国情、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与阶段性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