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经过漫长的发展,在汉朝出现了繁荣局面。《汉书》、《汉纪》就是其繁荣的重要标志。《汉书》是中国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又一巨著。其独具匠心的结构、创新的体例、规划统一的标准、严谨工整的语言、多样的叙述角度、常用的史书笔法等都成为后世史书撰写的模板,也使纪传体发展成为正史的著述体例。其在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和课题,出现了“汉书学”。《汉纪》则是由于汉献帝苦于《汉书》文繁难省而作。其以《汉书》帝纪为纲,采取编年体例,对《汉书》史料进行重新编排,行文方式上有所创新,解决了编年体例不便于详细叙事、刻画人物的弊端,为改编纪传体提供了有效方法,开创了编年断代史,使编年体例再次焕发生机,成为与纪传体并驾齐驱的史书撰写体例。《汉纪》在整体地位上虽然无法与《汉书》相抗衡,但由于其与《汉书》一样产生于东汉时期,出自名家之手,内容相似,体例各有开创之功等相同点的存在,使其之间有了互相比较、互为表里的关系。两书的比较首先应了解各自作者的生活背景。班固和荀悦都是东汉人,在出身、所处社会背景及思想等方面都有其相同点。但一个在盛世,一个在乱世,就必然造成二者的区别。两者的同异都集中反映在作品的著述中,对详细了解作品有所帮助,同时也为我们更好地了解汉代政治、社会、思想、学术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从而进一步对汉代文化进行整体把握提供了条件。《汉纪》虽然大部分内容来自《汉书》,但也有所增补修正。另外,两书在体例、结构、地位、细节、叙述方式、议论方式等多方面都存在同异,尤其《汉纪》数量庞大的“荀悦曰”对史学思想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两书的系统比较对详细了解其同异之处,梳理史学发展脉络、综合与整理有关史评意义重大,从而对史学的发展和文献学的建设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