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灵异记》的正式名称为《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由上、中、下三卷，共116篇构成，被称为“日本最早的佛教说话集”。该著作是于延历六年（787）由奈良右京药师寺的僧人景戒编辑，之后几经增补，并于弘仁年间（810～824）才形成目前所见的版本。奠定《日本灵异记》研究基础的是日本江户时代的考证学者狩谷棭齐。在此之后，守屋俊彦，入部正纯等众多学者，从《日本灵异记》的作者、内容、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论果。此外，折口信夫、马场明子等学者，从日本古来民俗学的角度对“鬼”进行了研究。在众多的先行研究中，有关《日本灵异记》中鬼的研究为数甚少。为此，对《日本灵异记》中的鬼进行考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论文首先介绍《日本灵异记》这部作品，并对有关《日本灵异记》以及“鬼”的先行研究、先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本文的构成进行论述。其次，明确鬼的定义，整理鬼的种类。首先，参考中国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从“鬼”字的构造和意义两方面进行考察，从而得知“鬼即为归”。其次，通过参考成书于日本十世纪的《和名类聚钞》，从词源角度对鬼进行考察，从而得知「オニ」（鬼）为「オン」（隠）发音的讹化。再次，通过参照《日本国语大辞典》，发现与平安时代“鬼”字的词源相比，现代的鬼在含义和种类上都有所扩展。然后，参照了马场明子在《鬼的研究》中总结的鬼的五大系统。基于以上参考文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鬼”原本为中国所创文字，在中国主要指死者的灵魂;在日本鬼从原本祖灵、地灵等神灵般的存在转变为如同地狱中的鬼一样具有破坏力的反秩序、反社会的具有负面印象的存在。最后，基于上述鬼的含义和种类，将本文的研究对象大体分为两类，即：“地狱的鬼”及“地狱鬼以外的鬼”。再次，对“地狱的鬼”进行分析。首先，将“地狱的鬼”分为两类，即：“地狱的官员”和“被召唤至地狱的人的灵魂”。其次，将“地狱的官员”分为两类，即：“阎魔大王”和“阎魔大王的使者之鬼”。再次，将“被召唤至地狱的人的灵魂”分为两类，即：“由于生前的恶行而被召至地狱接受惩罚的人的灵魂”和“为了解救在地狱中接受惩罚的人而被召至地狱的人的灵魂”。然后，在与《搜神记》进行比较的同时，考察分析上述各类型鬼的特征。在“阎魔大王”这一部分，首先介绍阎魔大王的定义和职能，指出作为冥界地狱支配者的阎魔大王是地狱的最高裁判者，如同人类社会的官僚机构一样，需要新老更替。其次，从工作场所和工作状况角度对《日本灵异记》中的阎魔大王进行考察。从而可知，阎魔大王审判罪人的场所是黄金宫殿，并且，这座黄金宫殿如同极乐净土一样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美好地方。阎魔大王持有记录有人类寿命的生死薄，并通过查阅此账簿来公正地判断罪人的善恶与否。另一方面，阎魔大王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人情味，工作时没有一定的原则可循，充满了矛盾。再次，通过与中国干宝所著《搜神记》一书中的冥界之王—泰山府君进行对比，考察《日本灵异记》中的阎魔大王。从而得知：《日本灵异记》中的阎魔大王和《搜神记》中的泰山府君两者都带有人情味，都是现实生活中官僚工作状况的反映，但是，阎魔大王却不像泰山府君那样拘于私情。在“阎魔大王的使者之鬼”这部分，首先分成“与被召者生前有某种关系的鬼”和“与死者生前没有关系的鬼”两大类别。接下来，将“与被召者生前有某种关系的鬼”再次分为“生前所写经典”和“被杀生·放生的动物”两部分进行考察。从而可以推测，作者景戒欲通过这些怪异的故事来弘扬写经的功德，鼓励书写佛教经典，宣扬佛法中不杀生·放生的道理。此外，在“与死者生前没有关系的鬼”这一部分，分为三节，即：“将人召唤到地狱的鬼”、“折磨被召唤到地狱的死者的鬼”、“地狱的书记官”，并与《搜神记》进行对比研究。在这一部分，不仅描绘出地狱中使者的无情和凶恶，以及受人恩惠务必报恩这一道理，通过书记官这一节，还可以发现冥界的官僚机构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真实投影。在“被召唤至地狱的人”这一部分，分为三小节展开论述，即：“作为地狱官人而被召请的人”、“由于在现世所做恶行而被召唤至地狱的人的灵魂”、“为拯救在地狱遭受责罚的人们而被召唤至地狱的人”。通过对这一部分的观察分析，可以得知地狱中虽有官僚机构，但是却没有培养人才的机构，为此，有必要从人类社会召请优秀人才。通过对向地狱中的罪人施加的责罚的生动描写，可以推测出作者景戒的创作意图，即：向世间的大众宣扬佛教中“善行善报，恶行恶报”这一因果报应的道理。此后，在“‘地狱的鬼’以外的鬼”这一部分，列举食人鬼、讨（偿）债鬼、灵鬼、骷髅鬼这四种鬼进行考察分析。在“食人鬼”这一部分，将《日本灵异记》中卷第三十三篇万子的故事与中国唐代《通幽记》中“哥舒翰”的故事以及《河东记》之“蕴都师”中食人鬼—夜叉的故事进行比较，发现在新婚之夜被食人鬼吞食这一点多有相似之处，从而可以推测出《日本灵异记》等日本古典中围绕夜叉而展开的食人鬼题材的作品是中国古典作品的传承和发展。然后，再次与《搜神记》中的“夫妇相食”进行比较，进而分析万子与夫妇相食之间的异同以及产生这种异同的当时的社会原因。在“讨（偿）债鬼”部分，列举《日本灵异记》中卷第三十篇和中卷第三十二篇，分别对讨债鬼和偿债鬼进行考察。这两类故事的基本类型分别为：债权者未能收回债务而死亡，死后转生为债务者的儿子来收回生前借出的钱财;借主没有偿还生前所借财物而去世，由于这一恶行，转生为牛等畜生，被所借财物的所有者驱使。通过这两种类型的故事，可以推测到作者景戒的编撰目的:在当时的律令社会中重视债权，宣扬佛法中因果报应的道理。并且还可以感受到在律令社会当时，人与人之间借贷关系的紧张性。在“灵鬼”部分，将《日本灵异记》中上卷第三篇元兴寺的灵鬼与《搜神记》中“管辂筮信都令家”相比较从而展开考察分析。在以前的研究中，将这一篇视为道场法师说话的一部分进行考察。主要以道场法师的巨力以及“现报善恶”为中心展开考察研究，对于该篇中出现的灵鬼的研究为数甚少。元兴寺的灵鬼和信都令家的灵鬼都是死人的灵魂，但是不同的是元兴寺的灵鬼并没有做恶事却遭到退治。从以上灵鬼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中国《易经》中阴阳五行的思想。换言之，《日本灵异记》的作者景戒大概受到了中国古典的影响。在“骷髅鬼”这部分，通过对《日本灵异记》上卷第十二篇和下卷第二十七篇中所描述的骷髅鬼的故事进行考察研究，可以看出作者景戒的编撰意图：讽刺金钱社会中人们的无情和凶恶，并向当世大众宣扬善行善报，莫忘报恩的佛法之理。此外，再次与中国句道兴编撰的《搜神记》一书中所收录的候公候周兄弟的故事进行对照分析，可以发现该类型故事在结构上的类似之处。因此，可以认为作者景戒在创作《日本灵异记》之际，一定参考了中国古典作品。最后，基于上述内容总结本文结论。通过对日本的《日本灵异记》和中国的《搜神记》两部作品中的相似内容进行对照分析，可以看到作者景戒所受到的来自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作为私度僧的景戒长期生活在庶民社会中，势必受到日本古代文化的感染。因此，可以说，《日本灵异记》是融合了古代中国以及古代日本文化双方面的元素，面向普通民众开展佛教因果报应道理宣传的一部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