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学术界的翻译研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翻译理论家和学者跳出了原先狭隘的仅仅关注两种语言的转换或两种文学关系的探究，开始从更为宏大的文化层面去审视翻译。这种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纬度，它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有机联系；这一转向也将翻译介定为一个传介过程，它不是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穿行其中(SherrySimon：1996：7)。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Lefevere更是把翻译定义为“改写的一种形式，是创造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他说“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因此翻译实际上是对原文的一种摆布”(郭建中，2000：159)。当我们把关注的重心转到译入语文化后，我们就会注意到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下翻译与权利，与意识形态，与翻译赞助人，与诗学观念的关系。正如Lefevere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的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有关问题的处理方法。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两种文化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中，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的因素之一。、”(郭建中，2000：162)。 中国的50年代是意识形态影响文学创作和翻译文学尤为明显的一个时期。为此，本文在上述理论背景下，审视了林汉达在1955年翻译狄更斯的名著DavidCopperfield的整个翻译过程，着重考察了以下几个问题：一：为什么在“苏联文学一花独放”的50年代，DavidCopperfield能重新译介到中国?二：为什么DavidCopperfield以节译本的形式翻译出版发行?三：译者除了遵循在前言里提到的删减原则，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还在遵循着其它什么原则，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影响使然?四：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译者在细微局部的地方还采取了哪些改写策略?五：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译者在前言和脚注里对原文做了何种摆布? 通过对林汉达译DavidCopperfield时期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析和对译文里体现出来的译者对原文的种种改写策略的探究，本文指出：一：DavidCopperfield之所以在50年代能被译介到中国，主要是因为小说的主题被认为具有革命和进步意义，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底层里的穷苦人的生活，抨击了“腐朽，落后，虚伪，反动的”资本主义制度。小说的内容正好迎合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二：DavidCopperfield只能以节译本的形式翻译出版发行，其主要原因是：原文里的大量的对次要人物的描写，叙述者的插话，环境描写，心理刻画等被译者删除了。因为从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的角度来衡量，它们“与故事没有多大联系”，是拖沓之笔。此外，这些内容也反映了‘狄更斯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改良者的阶级立场上的和世界观上的局限性’。三：译者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下，潜意识地遵循着一些他并没有声明的删减原则。那就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风俗，宗教信仰，政治制度而作者又没有明显批判的内容——删；没有多大社会意义和进步意义的内容——删；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生态相抵触的内容——删。四：除了大面积地使用删除策略以外，译者还在一些局部、细微的地方，以极其微妙的形式操纵着文字的指涉功能。对具有颠覆性的文本内容，译者要么故意曲解其意，要么‘偷梁换柱’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关注和倾向在‘明修栈道’的同时悄悄地‘走私’到译文里。为了遮蔽或冲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作用，译者有时通过增补，删减，选择，省略等方式，故意制造冲突，利用可能的抗拒性心理，使得原本无害的东西变成令人生厌的内容。五：在序言里，译者通过对小说内容的介绍，对积极意义的肯定，对消极思想的批判，以及进一步指出作者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所表现出来的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改良者的妥协性，试图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以便使读者朝着译者希望的的方向解读译本。此外，在涉及西方文化风俗而读者又难以理解的地方，译者要么不做注解，要么作贬义性解读，这显示了译者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种抵抗。 最后文章指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50年代的翻译文学同本土文学一样，具有“人物服务主题，事件演绎主题，主题证明政治理论的千真万确”的情形(赵稀方，2003：159)；DavidCopperfield的译介本身就是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政治活动，被深深地刻上了时代的烙印；译者的翻译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使中国读者欣赏到世界名著的风貌，而是为了宣扬主流意识形态，以译文为工具，试图证明‘阶级斗争’的永恒性和普遍性；在意识形态的驱使下，译者采取了多种改写策略。从译本的选择到翻译的策略，无不透视出译者的意识形态动因；本文所做的个案分析再一次揭示了翻译的复杂特质：决不是远离政治的纯语言互换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和权利抗争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