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为框架，选取《聊斋志异》翟理斯与杨宪益的英译本为个案，以描写翻译研究为范式，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把两位译者及其译本置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中，即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和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社会，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切入点，对其文本选择、文本改写以及翻译策略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探究社会历史文化系统中的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对文学译本形成的影响，以及其如何通过影响译者的选择进而操控文学翻译的过程。　　研究发现:在文本选择上，翟译本基于向西方介绍真正的中国文学和文化以及满足英国社会功利性的语言文化需求的目的;杨译本则是响应毛泽东“不怕鬼”的思想号召的举措，旨在配合新中国的思想道德建设。在文本改写上，翟译本基于当时英国社会对性采取的压抑态度删除并改写了原文中涉及性描写的内容，同时剔除“异史氏曰”以遵从当时英国小说的主流叙事模式;由于阶级斗争的影响，个人生活、私人欲望和性意识都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而遭到排斥和驱逐，杨译本也呼应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原文性描写内容进行了删除和改写，但保留了“异史氏曰”叙事模式以满足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需求。在翻译策略上，翟译本受“西强中弱”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主要采取归化翻译策略以使译本更好地为目的语读者接受;杨译本主要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以传播中国文化，旨在改变当时西方国家误读和误解新中国形象的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作为改写的一种形式，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是受到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和影响。在翻译研究中，突破语言内在封闭的系统，引入社会和历史的维度，关注语言体系的外部系统才会使翻译研究更为全面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