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入罪以来,在保障民族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宣扬极端主义罪与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之后,就有必要对本罪的保护法益与构成要件进行重新审视。在新的罪名体系中,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在学理上在保护法益和构成要件两方面都存在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定罪时模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的问题,量刑时宣告刑不均衡、缓刑适用率较低以及保安处分适用随意的问题。在保护法益的确定方面,民族团结应当作为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保护法益,但是本罪对民族团结的保护并不是完整的。就现行刑法而言,作为刑法法益的民族团结是通过“族群——社会秩序——国家存续”三个层次进行立体化保护的。鉴于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在刑法分则第四章,所以它在民族团结的刑法保障中主要发挥着对民族群体名誉的保障。而且旨在保护民族群体名誉的民族团结也具有以民族成员个人的人格尊严的坚实基础。在构成要件的学理解释方面。首先,就行为对象来说,本罪的行为对象既具有民族认同属性,也具有国家认同属性。国内具有文化特质的群体、中华民族以及居住在国外的与我国的跨境民族具有相同文化历史渊源的民族均作为本罪的行为对象。其次,就实行行为而言,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行为与其关联实行行为都构成犯罪,二者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实行行为包括三种类型,即发布煽动性的文字、煽动性地发布非煽动性文字和煽动性地发布煽动性的文字。由此,本罪在实行行为方面,与宣扬极端主义行为、侮辱或诽谤其他民族的行为都存在区别。最后,在犯罪目的上,成立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行为人在主观必须具备破坏民族团结的犯罪目的。针对本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在定罪阶段明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从而对具体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性质进行更加准确的认定。在量刑阶段,则应当在个案裁判中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并且适当地增加缓刑的适用率,以增强社区矫正在改造罪犯过程中的作用。另外,在是否判处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保安处分时,要在充分考察用于犯罪的财物是否是行为人主要用于犯罪的财物的基础上,做出实质性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