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对清算期间及公司注销后股东代表诉讼进行了突破性规定,然该规则一石激起千层浪,从可行性、必要性到适用范围,再到具体适用规则在学界引发了不同程度争议,进而导致司法实践对破产清算是否应纳入适用范围认定不一,清算中股东代表诉讼被告的主体范围过于宽泛,可诉行为范围模糊,前置程序豁免标准不一,以及先诉请求机关不明等问题。上述问题之破解有赖于以“分析可适用性-界定适用范围-确定适用规则”为主线,解构清算阶段股东代表诉讼的适用基础。从主体结构分析清算期间股东代表诉讼的制度基础,比较不同阶段公司与股东的救济途径,可知《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23条的开创性规定值得肯定,司法解释实施前后实践情况之变化亦从侧面印证了清算期间股东代表诉讼的可适用性。鉴于公司法和破产法间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的关系,规则内容存在交互性、流动性,破产清算程序外实体问题之解决仍有赖于公司法规范,应当认为,破产清算中公司利益受损的,仍存在依据公司法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空间。我国代表诉讼制度与英美法国家派生诉讼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契约义务来源、内容及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差异,应限制作为例外规则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之适用。且作为该例外规则的特殊情形,清算阶段公司治理结构之变化、清算效率原则和清算事务应由清算组或破产管理人处理的原则,进一步要求清算期间应以严格标准限制股东代表诉讼之适用。因此,实有必要回归制度本源,立足实体权利基础,即通过代表诉讼监督管理层对契约义务的履行情况,结合清算期间公司治理结构之特殊性,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明确清算期间股东代表诉讼的适用规则。一方面,摒弃公司内外部人员的机械标准,以诚信义务与控制可能性限缩清算期间代表诉讼被告的主体范围,填补隐藏的法律漏洞。以此条件逐个检视有限公司清算组成员、清算义务人、破产管理人、股东等主体的被告适格性,分析各类适格被告的主体范围与诚信义务内容,并基于违信责任之性质明晰代表诉讼可诉行为的范围。另一方面,坚持“穷尽内部救济”原则,否定清算状态为当然的前置程序豁免理由,对接司法实践,梳理清算期间符合“情况紧急,不立即起诉将使公司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与“公司有关机关无起诉可能性”的情形。对不符合上述两类豁免情形的,根据被告主体之差异分别确定清算组、破产管理人或监事会为先诉请求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