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我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时期,此时的中国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步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在时局的影响下,我国的民族意识也逐渐觉醒,而中国音乐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也开始了剧烈的转型。这一时期中,一些既接受过传统音乐文化浸润,又有出国留学经历的留学音乐学人,在传统音乐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兼具双重音乐文化背景,又受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的双重思潮的影响,同时以国民启蒙与民族救亡为历史责任,对中国音乐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思考与探索,使得他们的音乐批评思想体现出民族性与现代性既有争锋又有交融的特点。其中一部分留学音乐学人将国家的衰败归因为中国传统音乐的落后,主张彻底抛弃传统,建立世界普遍性的音乐;同样有一些深受传统儒家礼乐文化浸润的留学音乐学人,在接触过西乐之后,还是选择坚守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主张复兴古乐,抵制排斥西乐;但同时,也有一些理性的留学音乐学人,在接受西乐的过程中,立足传统音乐文化,主张中西融合的音乐发展道路。这些留学音乐学人的音乐批评思想,在时代转型中,一方面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了现代化的创新;另一方面也在传统音乐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留下了诸多遗憾,对后来的音乐学界建构音乐的民族话语体系提出了挑战。同时,正是在这些留学音乐学人的批评思想影响下,音乐中“民族话语建构”与“西方体例参照”的协调与处理,也成为了一个百年争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