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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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伏翼（Pipistrellus abramus）隶属于小蝙蝠亚目（Microchiroptera）蝙蝠科（Vespertilionidae）伏翼属（Pipistrellus）,国外分布于亚洲东部,国内分布于黑龙江、辽宁、山西、河北、四川、云南、山东、甘肃、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广西、福建、台湾和海南等地,河南全省分布。东亚伏翼是典型的房屋型蝙蝠,近年来,由于混凝土结构的平房逐渐替代老式的砖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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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伏翼（Pipistrellus abramus）隶属于小蝙蝠亚目（Microchiroptera）蝙蝠科（Vespertilionidae）伏翼属（Pipistrellus）,国外分布于亚洲东部,国内分布于黑龙江、辽宁、山西、河北、四川、云南、山东、甘肃、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广西、福建、台湾和海南等地,河南全省分布。东亚伏翼是典型的房屋型蝙蝠,近年来,由于混凝土结构的平房逐渐替代老式的砖瓦房,该物种的栖息地正在丧失,加之人类捕杀、农药和杀虫剂的过度使用等因素使得该物种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迄今,有关河南省翼手类的遗传多样性尚无研究,东亚伏翼的遗传多样性现状也不清楚。本研究利用直接测序法对东亚伏翼进行物种鉴定,使用微卫星分子标记对河南省的4个东亚伏翼地理种群（商丘、周口、驻马店和新乡）共105只东亚伏翼个体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分析了4个东亚伏翼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遗传分化程度、遗传变异来源和遗传结构特征,并对其种群是否经历瓶颈效应进行了检测,以期为该物种的保护和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资料。研究结果如下:1.利用线粒体ND1基因片段直接测序法从采自商丘、周口、驻马店和新乡的蝙蝠标本中共鉴定出105只东亚伏翼个体。2.筛选出的6个微卫星位点对4个东亚伏翼种群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共得到90个等位基因（NA）,平均每个位点检测到15个等位基因（NA）,每个位点的等位基因数（NA）为5～23;平均有效等位基因数（Ne）为5.551,范围在2.383～8.990之间。平均观测杂合度（HO）为0.610,范围在0.386～0.818之间;平均期望杂合度（He）为0.791,范围在0.584～0.894之间。平均多态信息含量（PIC）为0.761,范围在0.510～0.880之间,均大于0.5,表现为高度多态位点,表明筛选出的6个微卫星位点的遗传多样性信息较丰富。3.东亚伏翼4个地理种群的平均等位基因数（NA）为5.833～11,平均有效等位基因数（Ne）为4.355～5.591。观测杂合度（HO）为0.583～0.704,平均值为0.622;期望杂合度（He）为0.738～0.801,平均值为0.779。各种群观测杂合度均低于期望杂合度,表明种群内有一定的近亲交配现象。平均多态信息含量（PIC）为0.718,范围在0.691～0.753之间,均大于0.5,呈现高度多态性,表明4个种群都具有高度的遗传多样性。24次哈迪-温伯格平衡检测中,有11次极显著偏离平衡（P＜0.01）,2次显著偏离平衡（P＜0.05）。4.F-统计和基因流分析表明:各位点在群体内近交系数(FIS)为-0.0366～0.4413,平均值为0.1716;总群体近交系数(FIT)为0.0330～0.4768,平均值为0.2204,说明群体内有近交现象发生(FIS＞0,FIT＞0)。平均基因流（Nm）为3.9932,范围在2.9267～6.1613之间,基因流（Nm）均大于1,表示各群体间有较频繁的基因流动,能够有效抵御种群间产生的遗传分化。5.种群间遗传分化指数(FST)分析表明:各种群间的遗传分化指数(FST)在0.01680～0.07861之间,其中商丘（SQ）种群和新乡（XX）种群以及商丘（SQ）种群和驻马店（ZMD）种群之间存在中等水平的遗传分化(0.05＜FST＜0.15),FST值分别为0.07861和0.05099;其余种群之间分化水平较低(FST＜0.05)。AMOVA方差分析表明,个体间遗传变异（76.188%）是导致整个东亚伏翼种群变异的主要原因。6.依据Nei’s遗传距离构建UPGMA聚类分析图显示:商丘（SQ）种群和周口（ZK）种群先聚为一支,然后与驻马店（ZMD）种群聚为一支,这三个种群聚为一支后再与新乡（XX）种群聚在一起。种群间遗传距离的远近符合种群间的地理分布特征。7.瓶颈效应（Bottleneck）检测结果显示:新乡（XX）种群经历了显著的瓶颈效应（P＜0.05）。综上,筛选出的6个微卫星位点均属于高度多态性位点,4个东亚伏翼种群均具有高度的遗传多样性。种群内部存在近交现象,种群间有不同程度地遗传分化,主要变异来源于个体间变异,种群间遗传距离符合地理分布特征。新乡（XX）种群经历了显著瓶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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