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翻译活动诞生之日起,中外就出现了关于译者的各种比喻：“舌人”,“仆人”,“翻译机器”等等。这些形象的比喻反映了人们对于译者身份与其劳动的看法。意大利有句谚语：“翻译者,反叛者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翻译的特点。然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该如何在背离原作的同时又不失度?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是因为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作的背离难以避免,说翻译是创造性的,是因为它赋予作品新面貌并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交流。创造性叛逆可分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和接受者与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本论文对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做出深入研究。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体性的有力表现,它一方面使译者可以对原作者与原作发生背离,另一方面,又不允许译者随心所欲阐释原作。本文引入阐释学分析创造性叛逆存在的理论基础,指出由于前见的存在,译者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前见”和“视域融合”是阐释学中的重要概念。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人们总是带着前见去理解。前见决定了人们的视域,因此作者、译者、读者的视域是不可能完全重叠。翻译过程实际上是诸多视域融合的过程,这当中,译者发挥着关键作用。由于译者对原作的背离不可避免,翻译过程中总存在一定程度的改写。改写理论中,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是操纵翻译过程的三个因素,但意识形态是三者当中最关键的因素,因此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主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表现为有意识误读和有意识误译。误译源自误读,无意识误读与误译是译者疏忽或语言水平不足导致的,有意识误读与误译则是译者在一定目的的影响下做出的,因此有意识误读与误译对于译者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近代中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走向世界。鸦片战争击碎了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也迫使国人“睁眼看世界”。国人首先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认识到自己器物上的不足,便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后来发现制度上的不足,便有了维新运动的废科举,实行君主立宪。但仅从器物层面与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并未触及其思想观念领域,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便是严复。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天演论》是严复重要的译作,严复在《天演论》中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原则作为普遍原理适用于人类社会,表现出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偏好；而英文原作《进化论与伦理学》本是一部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作品,作者赫胥黎明确表示社会进化过程不同于生物进化过程。因此可看出严复对原作存在很大程度的有意识误读：用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取代赫胥黎的进化伦理观。以上是严复在思想层面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严复的创造性叛逆还表现在文本层面,通过文本层面的的有意识误译,严复一方面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使译本更好的为读者接受。考虑到严复深厚的西学修养以及严肃的翻译态度,其对原作的误读与误译主要属于有意识型。以上两个层面的创造性叛逆源自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严复对进化论的前见以及严复独特的视域。同时,严复的创造性叛逆也是其译者主体性的体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译入语文化,因此对译者创造性叛逆的研究汇入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趋势。创造性叛逆的核心价值在于“创造”二字,不受限制的叛逆只能造成对原作意思的肆意播撒。正是因为有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原作才得以在全新的文化系统中获得新的生命。因此研究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