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普遍现象,它不但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国家的长期治理和安定产生深远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加强贫困治理,并且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1979年到2019年期间,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66.6%下降到0.6%,累计下降幅度达到了60%,从全球的视角来看,我国在减贫领域的贡献率一度超过了70%。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贫困现象依然在世界众多国家普遍存在,并且阻碍了这些国家的进步和发展,结合我国过去的历史经验并考虑到目前的实际状况,在我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仍应给予贫困问题较高的重视程度。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防止脱贫人口再返贫困,而且对于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人来说,也应该避免其陷入绝对贫困,这不但能够更好地保障民生,而且还有益于全球贫困现象的缓解和治理。数字普惠金融是在“互联网+”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相对普惠金融而言,数字普惠金融融合了新兴数字技术,使得金融机构在成本方面的开支大大降低,并且将金融业务覆盖的范围大大增加,有效解决了地理因素带来的障碍,并且能够提供全天候的服务,借助新兴数字技术使得之前受到金融排斥的群体获取到所需的金融服务,真正实现了金融的普惠性,因此数字普惠金融也被各国广泛引入到贫困减缓的具体实践之中。考虑到贫困减缓的重要意义以及预防返贫的重要性,本文不仅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发展模式以及优势和挑战等方面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而且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角度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实证部分,本文基于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应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并且对我国东北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范围内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此外,又进一步构建了固定面板中介效应模型以检验收入增长和创业行为在减贫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并最终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改善和缓解我国全国范围内的贫困现象;第二,分区域来看,对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四个区域来说,数字普惠金融均有利于贫困减缓,并且在东北地区的减贫效果最好,中部地区最小,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排在第二和第三的位置;第三,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创业行为两种途径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通过对于整个研究过程的深入思考和分析,并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市场体系,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优势;其次,实行各地区差异化策略,促进各地区融合发展;再者,重视居民收入增长,鼓励支持创业行为;此外,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监管,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最后,加强对金融科技的重视程度,积极防范新兴技术蕴含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