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发展步伐的加快，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似乎呈现出不可遏制的态势，人类为自己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陷阱，发展的代价逐步突现，单纯地依靠科技治理已难以控制生态环境的恶化，建立一种新的科学的发展观尤为必要。可持续发展观是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和思考的起点，也必将成为生态伦理学的生存基础、内在驱动力和归宿。（一）自然中心主义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图景，然而，自然中心主义所倡导的观点是否都能站住脚呢？首先，人类对自然的尊重是有底线的，对自然的尊重源于对自身的尊重，把人和动物平等看待、平等尊重的观点没有普遍意义。人类保护哪种生物、保护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人们对这种生物的需要程度，这是人类保护生物的根本出发点。其次，自然界的“价值”是对谁而言的价值，不是虚设的单纯价值。价值的实质就是客体的存在、属性及其变化同主体的尺度和需要相一致、相符合或接近。自然的价值为人存在、为人所用。离开人这个价值主体，我们如何评价自然的价值是什么？最后，人作为生物体，生存是前提，没必要也无法同自然讲公正谈良心。事实上，真正的不公正不是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而是体现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笼统地去谈论人与自然之间应讲“道德”，应讲“公正”，则掩盖了事实上的社会之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二）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从产生之初就把人放在世界中心的位置，到了近代，康德提出了人的目的是绝对的价值，人为自然立法，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WP=35>最终完成。近代文明所取得的一切成果虽与人类中心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它内在地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它只注重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认为人的能力是无限的，这一极端化的理解方式无疑把人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外在化了，而没有看成是一种有机联系。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使得近代人类文明总是与生存环境被破坏的重重困难相伴随而发展。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则并不认为只有人的内在价值和目的才是惟一合理的，其他存在物和生命物种的内在价值也具有合理性，人只不过是按自己的内在尺度来选择合理的客观手段，人的目的最高标准也不是在比较的意义上，证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的目的才是其他一切存在物追求的客观标准，而只是在主体的行为上，它是人自己行为的内在依据和最高准则。生态道德通过人对自然客体的这种特殊关系，反映了个人与人类整体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最终的目的仍然是人类健康、更安全的生存和发展及人类利益的不断增进。（三）对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分析的结果使以谁为价值中心的问题得以澄清，那么生态伦理学所研究的生态伦理到底是什么？生态伦理学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了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深刻地揭示了二者的内在统一性，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生态伦理学比传统伦理学“新”的真正所在。生态伦理学在本质上首先重视社会关系的中介作用，认为只有在社会中才实现了人与自然界本质的同一，社会关系的形式和性质已成为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关键；其次它从“实然性”的价值判断演变为“应然性”的价值判断，重新确立主体观念，要求人们从全球生态和整个人类的角度进行一元化的协调和合作。理解了生态伦理的本质涵义，可持续<WP=36>的发展观就成为了生态伦理学的必然价值选择。（四） 作为科学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观对传统发展观进行彻底改造，更加注重理性与价值双重标准的整合，不仅要在理论上，而且要在实践上把科技的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有机结合起来，使科技不再仅为经济增长的武器和手段，而是以关心人本身为归宿。衡量发展的尺度不再是单一的工业增长，而是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对社会发展观加以综合和提升，在生产力背后，有一个更为根本的最高尺度和终极目标，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把发展中的代价控制在人类所能承受和消解的范围之内。 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需要重建主体协作意识与人地共生的新观念，注重发挥社会的中介作用和加强国际主体的交流沟通。这种科学发展观的建立是长期的曲折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人类还划分为阶级，还存在私有制，必然要有阶级、国家利益的对立，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从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出发，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不断探求建立可持续发展观的途径尤为必要和迫切。（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及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中存在着不可持续发展的严重性，同时马克思还提出了具有生态伦理学意义的“善待自然”的观念，这些都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传播、发展提供了合理的价值支持和必要的指导和启迪，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先声。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没有从问题学的角度来探讨生态问题，<WP=37>但他却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高瞻远瞩地为我们指明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要走的途径：要摆脱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危机，就必须变革社会制度，用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共产主义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以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