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社会”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范畴，集中表现为“生产高度工业化、生活高度城市化、文化高度大众化”三大特征。在以往的教育研究中，对于“大众社会”及其表现出的以大众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特征的关注尚不多见。为弥补该领域的一些不足，本文禀承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旨趣，运用“社会文本”分析方法，以“大众社会”为范畴，将“学校文化”作为主要的研究视野，着重发掘学校与社会的文化关联，并将大众文化与学校的关系分析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 本文将“社会控制”作为文章的理论核心，在对学校文化的研究中所着力凸显的是“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这一命题的内涵。考虑到目前在“大众”概念的界定及使用中存在的混乱情况，本文独创了“形式大众”与“意义大众”两个新概念，将以外显的物质性因素联合起来的大众称为“形式大众”，而将以内隐的精神性因素联合起来的大众称为“意义大众”。在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以下基本理论假设：大众社会中的学校是社会支配集团试图把“形式大众”转换成“意义大众”，以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本文以“高尚”及“卑贱”这样两个对立的概念作标题，其目的在于通过概念上的对立来隐喻性地映射一种文化上的对立状态。本文即旨在揭示学校文化如何生产、制造并利用这种文化的对立状态，从而如何通过这种对立状态来实现社会控制的过程。 在方法论上，本文借鉴了当前流行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综合性视野，突破了以往同类研究中所采取的单纯的教育学关怀取向，并将研究的价值导向升华为一种超越了基本教育问题的生存论意义反思，即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必须体现一种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在这样的价值导向下，本文并非要描述一个“对象化”了的学校文化，而是着力挖掘学校文化背后折射出的教育问题，并通过这些问题来阐述这样一个生存论命题：我们何以成为今天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