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变革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语言“欧化”现象产生于“五四”新文学阵营所倡导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运动,它是新文学启蒙逻辑的特殊产物。本文将“欧化”现象置于“国语文学”运动这一历史语境,通过还原历史现场的方式来审视“欧化”现象的生成逻辑与内外危机,进而反思“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语言观和文化观。论文主体分为四章。第一章,梳理“国语文学”生成的历史情境。本章对“国语文学”的产生原因、意义和内在分歧进行阐述,强调“国语运动”确立了白话的合法性地位。同时指出,“文学革命”在从推倒文言向建设白话的过程中,却催生了有悖于白话主张的“欧化”现象。第二章,分析国语建设方案中的“欧化”论。本章针对胡适、傅斯年和周作人的相关论述,从语言的目的、语言的理想形态和语言改革路径等方面阐述“五四”知识分子的国语观;通过分析胡适的“口语化”主张、傅斯年的“欧化”主张和周作人的“中西融合论”来揭示“欧化”形成的具体过程。第三章,考察“欧化语言”的动态生成轨迹。本章着重分析“五四”时期翻译策略的转变,以“重译”文本为例,比较周瘦鹃等近代翻译家和郑振铎等现代翻译家的译文文本,呈现翻译语言自身的欧化过程。同时对叶圣陶和丁玲等作家的语言作个案考察和对比分析,揭示“欧化”现象如何从翻译家的所谓“翻译语言”内化为作家的“文学语言”的过程,进而分析“欧化语言”在文学表现力上的意义和局限。第四章,反思现代语言中“欧化”现象的利与弊。本章在考察近现代知识分子如何将他们的语言观从工具论转向本体论的基础上,阐释现代作家将语言改革视为改造国民性的前提条件,强调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同构性,从而揭示“欧化”现象所特有的精英与大众、提高与普及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性。结语,指出“国语”与“欧化”并置的潜在危险,重申对西方文化应该采取的“拿来主义”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