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工作者在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文化导向、社会制度等外部环境,以及成就动机、个人特质、群体特征等内在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自主或被动地提供了超时、超强度的劳动,使得原本适度的劳动行为转变为过度劳动行为,从而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不仅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利影响,也直接表现为劳动者出现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症等身心失谐的状况,长期以往,极端情况下会出现“过劳死”；如果国家不予以必要的关注和政策干预,很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爆发“过劳死”,进而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和谐、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国内外过度劳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融合“时间-强度说”和“后果说”提出“过度劳动”的内涵及其三个构成要件。以此为基点,构建了过度劳动的评定体系,其包含两大维度：劳动者的疲劳状态和工作状态。其中,疲劳状态的表现和测量划分为躯体症状、精神症状和神经感觉症状等三个方面；工作状态的评定划分为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两大方面。根据上述两大评定维度和五大评定方面构建过度劳动的评定指标体系,通过设计过度劳动测量量表,并参考日本劳动者疲劳积蓄度测评量表的设定标准建立了过度劳动的评定等级。本研究从理论层面剖析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的根源和实质,在此基础上,将知识工作者的群体特征、用人单位的管理理念和激励措施、知识工作者个体差异等归结为过度劳动的直接原因,并从社会文化、社会经济、社会制度等层面剖解过度劳动的深层次原因。以理论上的思辨探讨为基础,结合实证研究中对北京地区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原因的调研结果,构建了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的形成机制模型,以此打开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问题发生、发展的“黑箱”。由于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因而针对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的预防与干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的、政策性和组织性的战略与策略进行体系化应对。本研究结合我国的国情特点,建立完善了“三层过度劳动对策模型”,倡导国家／社会、用人单位和个人三者分别从过度劳动的预防、应对和后果处理等三个层面动态结合,分层次、分类别地共同应对过度劳动这一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